书写是人类表达思想、传播知识、铭记历史所不可或缺的方式之一，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书写工具的纸墨笔砚也由此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四者的历史由来已久，考古发现证明，生活于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制作并使用了原始的笔、墨、砚，至于纸张，更是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之一，早在两汉就已被运用于书写和记录。而且在古代中国这一“文”的传统占据绝对性优势的文明中，纸墨笔砚不仅是实用性的工具，更是具有艺术鉴赏价值的清赏之物。古人常说“笔墨精良，人生一乐”，这话虽近玩物，但不丧志。在我想来，文房器具之于诗文义理，应是扶轮大雅，相得益彰的。

　　无论工具性的需要，还是精神性的欣赏，都要求纸墨笔砚日趋精良，在这一需求下，寻波讨源、记载轶亭、品评赏鉴的谱录类作品也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著作大量产生于宋代）。其中有些单述其一，如唐积《歙州砚谱》、米芾《砚史》、佚名《砚谱》、佚名《歙砚说》、高似孙《砚笺》、晁说之《墨经》等等，也有综述四者的总录，如苏易简《文房四谱》，郑清之《文房四友除授集》等，其中又以苏易简《文房四谱》为最早。

　　苏易简，字太简，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其父苏协曾中后蜀进士，入宋后曾历任州县官。苏易简出身于这样一个文官家庭，自幼聪悟好学，风度奇秀，才思敏赡。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苏易简中进士，时年22岁。此次考试，太宗亲自临轩，苏易简文思如泉，三千余言立笔而就，大宗阅卷极为欣赏，钦定苏易简为状元。太平兴国八年（983），苏易简以右拾遗知制诰。雍熙二年（985），知贡举。翌年，任翰林学士。淳化二年（991），迁中书舍人，充承旨。后累迁至参知政事，后以礼部侍郎出知邓州、陈州，至道二年（996）卒，享年39岁。

　　苏易简以状元入仕，长于文辞，《宋史》说他“雅善笔札，尤善谈笑，旁通释典”，颇得太宗赏识。他在主持科举考试时，曾有托庇亲朋的嫌疑，太宗也未深究。苏易简生性嗜酒，太宗曾“戒约深切，且草书《劝酒》二章以赐，令对其母读之”，对他爱护有加。此后苏易简入值时不再饮酒，但私下仍畅饮，长期酗酒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导致他未及中寿而卒。对此，太宗颇感惋惜，对群臣说：“易简果以酒死，可惜也。”

　　除《文房四谱》外，苏易简还著有《续翰林志》2卷（为续唐李肇《翰林志》而作）、《文集》20卷，以上两书并见载于《宋史》，但现已不传。此外，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类书类还著录有《文选双字类要》三卷，《四库全书总目》亦著录此书，入存目，称“编取《文选》中藻丽之语，分类纂辑”，不过这书荒陋得很，只是将“其中语出经史，偶为汉以来词赋采用者，即以采用之篇，注为出典”，以至于四库馆臣疑心它是宋初人托名苏易简的科场用书。总之，以上各书现已湮没无闻，唯有《文房四谱》传世，且以第一部系统论述纸墨笔砚源流、制作、轶事的谱录类著作而闻名。

　　之所以说《文房四谱》系统，首先在于它将纸墨笔砚作为整体统加论述，具体安排是卷一、卷二为笔谱，卷三为砚谱，卷四为纸谱，卷五为墨谱。虽不能说“文房四宝”这一名词由此书而生，但它确有《文房四宝谱》的别称。《四库全书总目》据《歙砚说》洪迈跋“既揭苏氏《文房四谱》于四宝堂”一语，认为“由是而俗呼四宝，因添入书名”。其实由“四宝堂”这一室名斋号，可知宋人已将纸墨笔砚视为整体，而统称为“文房四宝”了。

　　其次，此书的一大特点是编排有序而统一。四谱基本都分为“叙事”、“造”、“杂说”、“辞赋”四部分（《笔谱》多出“笔势”一节）。“叙事”重在考述源流，先考察训诂，然后罗列历代相关记载。“造”偏重工艺制作，时有大段细致的工艺流程记述。“杂说”则重趣味性，多为历代名人与文房四宝的奇闻异事。“辞赋”则罗列历代歌咏纸墨笔砚的诗赋。以上读者均可于正文中覈按，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对于此书先罗列事迹、再附以诗文的体式，《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参考自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但在谱录类著作中则可谓开创先声，且有垂范后世的效果：“询书兼罗众目，其专奉一器一物，辑成一谱，而用欧阳氏之例者，则始自易简。后来《砚笺》、《蟹录》，皆沿用成规，则谓自易简轫法可也。”苏易简撰写《文房四谱》时是否刻意“用欧阳氏之例”，现已无从考出。但《四库全书总目》的这番话，却向我们提示了谱录类著作与类书的关联性、近似性。谱录类著作的基本方式不外乎寻检诸书，摘录条目，编排成文，不能不说与类书以物隶事的编纂方式相当近似。

　　《文房四谱》自不例外，苏易简在后序中自述其编撰方式为“检寻前志，并耳目所及、交知所载者，集成此谱”，而且如点评所指出的那样，本书的不少条目转引自《初学记》、《艺文类聚》。不过与后世谱录徒事抄撮、转相稗贩不同，苏易简生活的北宋初年，旧籍保存较多，而且在写作时有“阅书秘府”的便利，因此《文房四谱》保存了很多他书不经见的材料。苏易简之所以能“阅书秘府”，则与他参与《文苑英华》的编纂有关。《文苑英华》是“宋初四大书”之一，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诏令李防、徐铉等17人编纂，后因多人转任他职，而增补入苏易简、范皋等人，全书于雍熙四年（987）编成。而《文房四谱》苏氏后序署日期为“雍熙纪号之三载九月日”，《四谱》的写定应该就在此时：换言之，《文房四谱》写作于苏易简参修《文苑英华》期间，从某种意义而官，可以说是《文苑英华》编修过程中的副产品之—。此外，四大书中的另两部——《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也于太平兴国年间相继成书。所以，以上三大书编纂时参考的大量书籍，苏易简都有条件披览寻检，《文房四谱》抄录的材料自然也就会有未经三大书采摄而后世散佚者。因此，此书不仅是介绍文房器具的开山之作，同时在古籍辑佚上也有参考价值。后世辑佚学者留意搜讨，时有获见，如鲁迅辑晋裴启《语林》（见鲁迅《古小说钩沉》），就采入卷一《笔谱》“晋蔡洪赴洛中”条；又如吕友仁《〈陈留耆旧传〉辑补》，采卷五《墨谱》“王邯刚猛”条，而此条不见于他书。

　　最后谈一谈《文房四谱》的版本情况及本次整理的体例。

　　《文房四谱》撰成之后，北宋时是否曾刊行，现不得而知。《歙砚说》洪迈跋称“景伯兄……既揭苏氏《文房四谱》于四宝堂”，景伯是洪迈兄长洪适的宇，其《盘洲集》中又有《苏易简（文房四谱）跋》，可知此书有南宋洪适刻本，但是本今巳不传。明嘉靖年间，龙山童氏刻过一个巾箱本，系四卷本，与通行本不同，目前仅存一部，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明万历年间，胡文焕《格致丛书》也刻过一次，同样是四卷本，内容不全。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晃氏以木活字排印此书，收入《学海类编》。光绪七年（1881），陆心源又将此书刊入《十万卷楼丛书》。此外，《文房四谱》还有多个抄本传世。其中最著名的是钱谦益藏本，此本从钱氏绛云楼流入钱曾述古堂，再入周锡瓒香岩书屋，大藏书家黄丕烈曾借此本与赵清常本、吴翌凤本合校，黄丕烈校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他较有名的抄本，则有何梦华藏鹤梦山房旧抄本、汪氏振绮堂抄本、常熟瞿氏恬裕斋抄本、黄廷鉴抄校本。

　　本次整理以《学海类编》本为底本，校以上海图书馆藏清黄廷鉴抄校本。黄廷鉴系清代中期文献学家，长期馆于张海鹏、张金吾叔侄家，张氏所刊《太平御览》及《学津讨原》等丛书，多半由黄氏勘定。黄廷鉴对《文房四谱》用力极深，雠校再三，此本系据清何梦华藏鹤梦山房旧抄本及汪氏振绮堂抄本合校，允称精善。限于本丛书体例要求，所有讹误脱衍均径改，不出校记。又因本丛书篇幅限制，本次整理删去了各谱的“辞赋”部分及其他部分的一些条目，此点尤请读者留意。此外，《文房四谱》多有一事重出互见之处，对于这类条目也一概删除。

　　笔者学殖浅陋，且于文房清赏之遭素未究心，粗疏舛谬，实所难免，敬请读者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