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是枝裕和凭借《小偷家族》捧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随后这部电影创造了日本电影在华票房的新纪录，引起了中国电影人与中国观众的关注。如何理解他对电影的探索与思考以及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在最新引进出版的《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一书中，是枝裕和回顾了自己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讲述了每一部经典作品背后的传奇故事、缘起与理念。近日，在新书发布会上，学者止庵和编剧、影评人史航一起，同读者分享了他们对是枝裕和电影的感受和思考。

　　是枝裕和与小津安二郎在日本电影谱系的两极

　　从1995年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幻之光》开始，是枝裕和就一直被说像日本影史上的传奇导演小津安二郎。他的很多电影都是家庭题材，比如《比海更深》《如父如子》《步履不停》，观众自然而然地称其为“小津安二郎接班人”，但是枝裕和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说法。在《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一书中，他唯一承认的他跟小津安二郎相似的地方，是对于时间的感受性，他们都是像描摹圆圈一样去刻画时间的转移，一种类似“轮回”的时间感，季节变换，人事变化，转了一圈之后，下一代的故事接着继续。

　　作为编剧的史航，认为小津安二郎或者是枝裕和“对任何一个季节都不会有过度的欢呼和过度的回避，季节是完整的，时间是封闭的，人生是值得经历的，没有哪段需要快进，就是这样一个沉潜的态度，可能才是我们从日本好多电影中能学到的东西”。

　　止庵则将是枝裕和的电影作品和他的诸多前辈的创作进行了比较：“是枝裕和的电影首先让我想起黑泽明关于现实的那些作品，比如《野良犬》《天国与地狱》和《美好的星期天》，但是枝裕和不像黑泽明那样特别关注某一社会事件；他让我想起大岛渚，但他没有大岛渚那样愤怒；他让我想起今村昌平，但他又不像今村昌平那样视情欲为人生动力；他让我想起山田洋次，特别是山田洋次晚年的两部电影《弟弟》和《母亲》，然而他又不像山田洋次那样温情。”是枝裕和在日本电影传统中广泛汲取了养分，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止庵说，“从外观上来看，是枝裕和最像小津安二郎，他们都是特别安静的导演。”在是枝裕和导演的电影语言里，观众很少能感觉到极端的愤怒、宣泄、嘶吼，他总是在平静述说着一个人所背负的命运。除此之外，两人拍摄的家庭题材电影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小津安二郎从来不拍夫妻之间的关系，他只关心父母跟子女这种垂直下降的血缘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如果断绝了，整个这个社会就不成立，“他不是看着这个世界来拍，而是看这个世界来拍他脑子里希望有的内容”；相比之下，是枝裕和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人，就是他拍的电影里都是现实的问题。“如果把日本电影排一个谱系的话，他们两个人应该在电影最远的两头”。

　　不是心灵鸡汤，却能抚慰人心

　　相比于散文集《有如走路的速度》和小说《下一站，天国》《步履不停》《比海更深》不同，《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是是枝裕和的首部自传性作品。跟是枝裕和一样，很多日本导演除了拍电影，还写书，如黑泽明的《蛤蟆的油》、今村昌平的《草疯长》、大岛渚的《我被禁忌的抒情》、小津安二郎的《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等，都是恳切的、开豆腐店的那种心态写作，很少以趾高气扬的、圈地的、霸屏的、高瞻远瞩的方式来谈论自己创作的灵感。

　　是枝裕和是一个人生经验并不复杂的导演，但是他反复挖掘，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放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距离》《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如父如子》等都是他对不同阶段人生困境的反思与总结。从书中也不难看出，是枝裕和是一位步履不停、思考不止的导演。这种思想的深度，赋予了影片与心灵鸡汤截然不同的内涵与力量，也是作品值得反复回味的原因。

　　止庵把是枝裕和讲的人生比作两个拥抱的人中间隔着一粒砂子，“这粒砂子在那儿，得连着这粒砂子一块去感受这个拥抱”。人们习惯于从好和坏、善良和邪恶的角度去看人，而在是枝裕和的电影里，很难分辨出美好与丑恶，两者经常是一体的，“他知道人生是整个故事，是一个复杂的人生，没法儿分辨其中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它让我难受的同时也让我感动”。

　　“不给你画重点，只是让你知道世间有个这样的事。”史航更欣赏是枝裕和的故事里面没有说教，只有呈现。

　　缺乏生存土壤，日本“职人文化”不可学

　　在同一部影片中，是枝裕和常常身兼多职，是导演、是编剧、是剪辑，有时还是制作人。史航解释说，日本很多导演从业之初没有机会拍片，但一直构思着自己的故事，他们袖手于前，疾书于后，真正有机会拍片时，拍自己这些年想的故事都拍不完，所以他们很容易进入这种状态。

　　日本的电影分账制度对创作者来说非常严苛，院线与电影投资方占绝对优势。纪念母亲的电影《步履不停》是完全按照是枝裕和自己的想法创作的，但在商业上却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连制作成本都收不回来。正打算宣布“暂时告别电影”时，他接到了拍摄以九州新干线为主题的电影的邀请，用孩子、成长乃至家庭这些最寻常的元素拍摄完成电影《奇迹》，讲述了一个令人感动且难忘的寻梦故事。这段经历对是枝裕和来说，思想上产生了相当大的转变——“相比作家，当个职人在思想上会更通透，作品的视野也更开阔”“作品本身是与世界的交流，电影不是用来表现自我，拍电影是自己发现世界的行为，主题也好、情感也好，都来自于世界的一方”。是枝裕和不再追逐时代和人的变化，而是从自己微小的生活中编织故事，凝视自己脚下与社会相接的黑暗面，以“职人”的态度创作出剧本，不去操控什么，而是以在电影中最大限度地呈现原作以及演员的魅力为使命，同时珍惜每一次新的邂逅，用开放的态度面对外部世界，努力在今后的电影中呈现那些好的一面。他说，日常就很美丽，生命本身就是奇迹。

　　在日本，所谓“职人”，就是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为此不计代价。止庵特别强调，只有日本容易产生这样的人，“职人不是多么高的东西，就是一个坚守，一个本分”。让中国导演去学习是枝裕和，止庵认为并不可行，“他就是产生在那个土壤里面，就是他整个电影的制作，后面还有好多复杂的事，出了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是不能够学习的，但是不排除我们去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