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喜剧是“将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儒林外史》的突出成就在于对现实作喜剧性的讽刺揭示，表现假恶丑的可笑可鄙可悲。《儒林外史》是一部喜剧交响乐，只要我们仔细品味、细心聆听，就可以听出“笑的多重奏”。第三回《范进中举》大家都很熟悉了，中学课本里有，其中出现了三种不同音调的笑，组成了笑的三重奏。

　　第一重奏 

　　明朗的笑：势利而滑稽可笑的胡屠户 

　　胡屠户是非常成功的形象。从喜剧艺术角度看，他是滑稽的典型；从精神气质角度看，他是势利的典型。

　　1、前倨后恭

　　倨，傲慢。前倨后恭，前面很傲慢，后面很恭敬，前后态度尖锐地不和谐，就显得滑稽。而这也恰是最能凸现势利嘴脸的聚焦点。

　　胡屠户堪称中国古典小说中滑稽形象的典范。吴敬梓抓住这个喜剧人物性格里不和谐的特征，当场尖锐地撕破给人看。在范进中举前后，他对范进这个女婿的态度陡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中举前他骂范进说：人家中过举的张府、周府上老爷都是“方面大耳”，而你呢，“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举凡轻蔑人时，一般说：“你该拿镜子照照”，进一步或说：“你该找水面照照”，而胡屠户却说：“你该撒泡尿照照”，连在水面照都不够格，轻蔑至极，刻薄至极！奚落人时一般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胡屠户说：“想天鹅屁吃”，这又是极尽鄙薄挖苦之能事，癞蛤蟆还能想吃天鹅肉，而范进只能想吃天鹅屁，连癞蛤蟆的资格都没有，根本就不把范进当作人，有尊严的人。中举后却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同一个范进，中了举人就嘴也不尖了，腮也不像猴了，比“方面大耳”的张老爷、周老爷更有福相。这就是一种尖锐的、鲜明的对照。

　　中举前他把范进当作辱骂的对象，动不动“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中举后“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贤婿老爷”。“贤婿”是老丈人称女婿，“老爷”是奴才对主子的称呼，把这两样不伦不类地加在一起，本身就极不和谐。怪不得有人嘲笑胡屠户是“造词能手”。这一句称呼就把胡屠户的奴性、势利，讽刺得淋漓尽致。

　　前倨后恭是势利的突出表现。为什么“倨”、为什么“恭”呢？刚刚中举，范进的才学没有变，品德也还来不及变，什么变了呢？是地位，可见胡屠户衡量人的惟一标准是对方的地位。待人处事没有一个道德评价作底蕴，只以势利作标准，这就把自己人格中最卑劣的品性暴露得一清二楚。这种人在奴才面前是主子，表现就“倨”，在主子面前是奴才，表现就要“恭”。不是一般地“倨”和“恭”，要“倨”得可恶，“恭”得肉麻，前后才能形成鲜明、尖锐的对照。对照越鲜明，不和谐就越尖锐，讽刺就越有力、越深刻。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辈份是很重要的，女婿官做得再大，在岳父面前是晚辈，只能女婿尊敬岳父，不能岳父对女婿毕恭毕敬。岳父称女婿老爷，就像父亲称儿子老爷一样，是天大的笑话。这一句称呼就把胡屠户的奴性、势利，讽刺得体无完肤。

　　2、“嘲弄”手法

　　为了使不和谐进一步尖锐化，吴敬梓巧妙地运用戏剧性的嘲弄手法。嘲弄的关键在于造成特定的情势，犹如安排下一个陷阱，“请君入瓮”，被嘲弄者按自己的性格逻辑尽情表演，却把不和谐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当胡屠户对新贵人怀着无比敬畏之心，胁肩谄媚唯恐不及的时候，作家故意难其所难，针对他的市侩心理出个难题：为了使发疯的范进恢复常态，需要胡屠户亲手去打这位老爷一巴掌。这样的情势给胡屠户提供了绝妙的喜剧舞台。如果在过去，他眼睛不眨就可以打下去，但在今天，这简直是要他的命!他说得很坦白：“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但情势已经摆好了，这个光荣的使命非他莫属。没办法，他只得连斟两碗酒喝了，借酒力壮了壮胆，这才勉强“将平日的凶恶样子拿出来”，冒着被罚到十八层地狱的危险，硬着头皮去把范老爷打了一下。说也灵，果然立刻觉得“菩萨计较起来了”，登时手就发颤。不想不打紧，越想手越疼，竟至于弄得“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不得不“向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势利眼心里的菩萨也跟自己一样势利。当然不是菩萨起作用，而是他的心理，一方面是愚昧迷信，相信菩萨要保卫新贵人，惩罚不巴结的人；更重要的是势利，怕得罪老爷，所以特别紧张。疑神疑鬼正是因为心里有势利鬼。在这里，眼前的表现同惯常的行径、自我感觉同客观实际，都极端不和谐，作家在嘲弄中使讥笑达到最高度的尖锐性，从而产生了绝妙的喜剧效果，使人忍俊不禁，扑哧一笑。

　　3、丑自炫为美

　　丑乃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质。丑如能守拙，不出现不和谐，就不可笑，而当丑不安于本分，力求自炫为美的时候，就更显得滑稽。这时它的自我感觉同客观尖锐地不和谐，它越炫耀就越暴露其愚蠢，就越显得滑稽可笑。范进进学后，胡屠户一面搬出一些“学校规矩”“体统”，“教导”新秀才不要与“平头百姓”“平起平坐”，“否则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一面大大咧咧地说：“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你怎敢在我面前装大？”在他那个时代，屠户是很被人不齿的，他却偏要“装大”，夸耀自己是“正经有脸面的人”，以为比种田的平头百姓高贵。在这个小集镇上的小市侩心目中，县城里买肉的主顾张老爷、周老爷已经是高贵的极品。“他家里的银子，说起来比皇帝家还多些哩！”见到张静斋来到范进家，他“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但和本书第二回里的夏总甲和鲁迅写的阿Q一样，总要在乡下人面前吹嘘自己进过城，见过大世面，是大人物。他装腔作势地说：张老爷、周老爷“只拉着我说闲话，陪着吃酒吃饭……我是个闲散惯了的人，不耐烦做这些事!”炫耀的往往正是现实中缺少而内心企望的。在这个小市侩眼中，能挨上张老爷周老爷，就是至高荣誉；但他偏要把这巴望而不可得的事，说成是不耐烦做而又摆脱不掉的事，又以不屑的口气炫耀自己的伟大。这里的不和谐也是多重的。他越是吹得天花乱坠，就越显得愚妄可笑。吴敬梓把他的自居高贵和实际上卑微鄙俗之间的不相称，尖锐地揭示出来，把他的自负言辞和愚蠢本质之间的矛盾尖锐地揭示出来，把丑如何自炫为美鲜明地突现出来，这就使人感到滑稽。

　　4、自然流露

　　滑稽丑总是不自知的，唯其如此它才能无所顾忌地表现出来。它越是表现得心不在焉，就越滑稽，越是从人物的天性中自然地流露出来，滑稽效果就越大。胡屠户的一切都表现得很自然，他愚昧庸俗而又自命不凡，他有自己的一套思想方式。在自我感觉里他始终是自满自足的，埋怨范进的时候是他有理，女婿中举了还是他有理：自己慧眼独具善选东床。世界上的事情他都已有圆满的解释、完整的答案，“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打了文曲星就要被罚到十八层地狱等等，就是他聪明智慧的例证。在寒酸的范进面前他显得特别高大，口口声声“我不得不教导你”，范进之所以能当秀才、中举人，也都是沾了他的光，所以他说：“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这一切他都毫不怀疑，就像“猪肉好吃”一样是不容置疑的真理。高度滑稽的话语，是赤裸裸地显示某一缺点的天真的话语，胡屠户的话语之所以具有高度的滑稽性，正是因为这是他思想性情的自然袒露，是“真诚”的表达，如果他是遮遮掩掩，工于藏拙，其滑稽就不是现在这种程度了。阿Q也是如此。像阿Q、胡屠户这样没有文化、没有城府的人，不会掖着藏着，思想情感容易自然流露，知识文人就不大会这样。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吴敬梓、鲁迅和世界上许多喜剧大师为什么经常选择没文化的人物作滑稽人物了。

　　5、滑稽笑的特点和胡屠户形象的意义

　　当然并非所有的丑都是滑稽。首先，丑与恶有界限：当丑使人感觉可怕时，人们会因其可怕而忽略其丑；当丑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时，它就会唤起我们的理性嘲笑它的荒唐。胡屠户骂范进其实并不想加害范进，只不过他的气质决定了他使用如此的语言。胡屠户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市民，他的恶俗是阶级社会的炎凉世态濡染的结果，他本身并不是阴险毒辣的大奸大恶，对人并没有严重的损害，对他女婿更不存伤害之心，只不过在这个胸无城府的浅薄人物身上，丑陋表现得更为浅露直率罢了。

　　其次，滑稽艺术并不把揭示人物内心矛盾的全部深度及其社会根源作为自己的任务，它只要使人感到丑之可笑，就算达到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滑稽对象的愚蠢，人们可以一眼望穿，人们嘲笑他，同时觉得自己比他高明，优越感和自信心得到满足，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去欣赏幼稚而可笑的表现，这时，对丑的嘲笑超过对它的哀痛，不快的因素几乎被抛诸脑后。人们觉得胡屠户很可笑，而差不多就不去计较他对别人的伤害了，大家借助笑声，对胡屠户所凝聚的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鄙俗心理给予了毁灭性的轰击，宣布它已经失去存在的权利，在笑声中愉快地同鄙俗低级诀别：这样的笑，颇像通俗喜剧里的笑，富有幽默的色彩，是明朗的笑。

　　写胡屠户是一石双鸟，一箭双雕。一方面是抨击鄙俗的社会风气，一方面是揭示造成范进悲喜剧的社会原因。像鲁迅说的，由小康之家跌落的人，对炎凉世态感触最深。吴敬梓和鲁迅自己就是这样。吴敬梓屡屡以笔作刀解剖势利，无比犀利。《儒林外史》第一、二回就刻画了翟买办、夏总甲的势利嘴脸。第四十六回、四十七回，专写“五河县势利熏心”，对另一个势利人物成老爹进行无情的戏弄，使他出尽洋相；并写了因对此种世风“激而为怒”而产生出虞华轩那样的“愤怒青年”，实际上那正是青年吴敬梓自己心态的投影。

　　第二重奏 

　　含泪的笑：可笑可悲的范进 

　　在《范进中举》里，胡屠户只是最佳配角，真正的主角是范进。

　　中举就是中举人。对于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中举是关键的一步。中了举人，叫作“发了”，可以称为“老爷”，这是承认他已具有“官”的身份了，即使还没做官，也已经挤入特权阶级的范围，完全改变了身份。《范进中举》就抓住这关键时候来写范进的可悲可笑。

　　对胡屠户的笑是滑稽的笑，对范进的笑则具有一种悲凉的色调，是含泪的笑，其中隐藏着深沉的哀痛。这是《范进中举》笑的三重奏中的第二重奏。

　　1、出洋相

　　中举对于封建士子来说是鲤鱼跳龙门，是时来运转大翻身的天大喜事，但吴敬梓首先不是写范进如何荣宠，而是写他如何发疯；不是写他如何脱下布衣换上官服，夸耀乡邦，而是写他洋相出尽贻笑邻里。请看他中举发疯的狼狈相：

　　走出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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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忍不住笑：天大的喜事变成飞来的横祸，无上的荣宠却需要挨打挨揍，科举选拔的“真才”竟是一个疯子，“为国求贤”的“抡才大典”不过是一出令人捧腹的滑稽剧!从这些不和谐的音调里人们听到的是嘲笑。

　　2、病理解剖报告

　　但吴敬梓并不以写出表面的可笑为目的，并不停留在写滑稽剧、闹剧，他从范进同周围人物之间的关系着眼，深入地揭示发疯的社会根据和心理根据，揭示了范进的病症历史，使《范进中举》成为一份精确的病理解剖报告。胡屠户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活动的，从他对范进的挤压，反映当时的社会以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催逼士子“舍着性命”去爬举业的阶梯，爬不上去，哪怕亲如翁婿，也要从精神上拳打脚踢把他踩在脚底。与胡屠户的趾高气扬恰成对比，几十年的科场蹭蹬造成范进浓厚的自卑感，社会习俗的折磨已经养成他自轻自贱逆来顺受的卑怯屈辱和麻木不仁，他已经丧失自我，任凭胡屠户如何叱骂侮辱，他只有“唯唯连声”，捺定性子，以万劫不复的奴才性格默默忍受。他的性格反映出科举重厄下落第文人的辛酸悲苦。

　　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范进抱着仅有的一只生蛋的母鸡，手里插个草标，在集市上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找人买去，邻居找来报喜，他却怎么也不肯相信：

　　范进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邻居见他不理，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范进道：“你夺我的鸡怎的？你又不买。”邻居道：“你中了举人，叫你家去打发报子哩。”范进道：“高邻，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什么拿这话来混我？”

　　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思想却在旧轨道上机械地运行，表现出僵硬的不协调。使人感到可笑，但同时却也使人感到可悲。他之所以固执不信，不是他不希望。而是他经历了太多的失望。他可怜地哀求“高邻”怜悯他，饶过他，不要再开他的玩笑，不要再拿他开涮，不要再戳那淌血的伤口。作家正是从他的不信，写出他由常年的科场失意所造成的屈辱和痛苦，这是一个饱受创伤的灵魂呵!

　　但他没有料到这一次却是真的中了。对着中举的报帖，他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几十年来郁结心头、热切盼望却又不敢置信的事蓦然实现了，眼前突然冒出来的巨大惊喜同几十年来的惯性运动相碰撞，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范进脆弱的神经已经不起撞击，不得不分裂了。这种发疯，看似畸形的例外，实则具有无比真实的典型力量，反映了科举制度被剥开的本质。作家是从几十年的屈辱来写这喜极的一刻，从这喜极一刻的发疯写出历久以来的悲辛；这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练的艺术。

　　3、喜剧往深一步写，可能成为悲剧。

　　看到范进的狼狈神态和猥琐心理，人们脸上会现出一缕笑痕，但这种笑却与快乐无关，作家写出的不是个别人物偶然的卑琐可笑，而是精神受到严重戕害的受伤的生灵，他要揭发控诉不合理的等级制度把读书人折磨毒害成什么样子!这种对于可悲的人间喜剧的嘲笑，在笑影后面闪动着滚烫的眼泪，是含泪的笑。吴敬梓的嬉笑怒骂不是单纯的愤世疾俗，而是出于深沉的忧世之心。的确，像传统美学所说，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眦，眼眶，圆睁怒眼，把眼眶都张裂了，这是表现愤怒到了极致。但有时候用嬉笑，嬉皮笑脸表达的愤怒，比裂眦之怒还要尖刻。恸哭是极悲哀的，但有时以长长歌啸的方式表达的悲哀比恸哭更悲哀。也就是说，用笑表现的悲，比用哭表现的悲，更加令人悲哀。用喜剧方式表现的悲痛比用悲剧直接表现的悲哀可能更加深沉。这是艺术辩证法。

　　4、悲喜融合的形象创造

　　中举发疯，这可不是作家凭空瞎编，在科举时代这是确实有的事，一直到现在，还有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而发疯的呢。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记了一个中举发疯的故事：

　　明末，江苏高邮的“神医”袁体庵接待一个中举发疯，“喜极发狂，笑不止”的病人。袁体庵了解病情后，故意大惊，直接对病人说：你这病已经不可治了！活不了十天了！你赶快回家，迟了就来不及死在家里了。袁医生停了一下又说：你路过镇江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何医生再看一下。袁医生就写一封信让病人带给何医生。

　　这个新举人受了这场大惊吓，立即回家，经过镇江的时候，咦！病已经好了。他把袁医生的信交给何医生，何医生把信给他看，上面写着：这个新举人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就是一下子不能恢复正常），这不是用药能治的。我故意用危险和痛苦来打动他的心，用死来恐吓他，使他忧愁抑郁，这样可以让张开的心窍重新闭上。到镇江的时候估计应当痊愈了。新举人看了这封信，遥遥拜谢医生，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袁体庵不愧称“神医”，他的处方符合中医所讲的“情志转移，五志相克”的原理，《黄帝内经》就说：“喜伤心”，“恐胜喜”。袁医生正是以“恐胜喜”来治疗，这就是以情胜情。吴敬梓也谙熟医道，发挥医理，以天才小说家的高妙，创造出胡屠户“掌吓喜疯”这一经典情节。

　　科举时代类似“中举发疯”之事绝非仅有，在儒林中也作为趣闻到处流传，但到了吴敬梓那里，它却像一块强磁石落进记忆的仓库，把平素积贮的对于科场士人的种种观察和感受吸附到周围，迅速排列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结晶体——范进中举发疯的故事。

　　“中举发疯”，作为情节支柱和核心具有巨大的潜在容量，能够容纳典型的生活内容。要使这潜在的可能性变为艺术的现实性，需要深刻的思想，需要概括和典型化的创作能力，需要作家重新熔铸素材。逸闻没有展示发病的社会原因，重心放在表现“神医”袁体庵诊断和治愈心病的高明。而吴敬梓的成就恰恰在于，用现实主义的精确图画，展现八股士子灰暗的社会环境和悲剧性的生活命运；举业上的失败者，连至亲骨肉也要在他心尖上剜一刀，在他心灵的伤口上撒一把盐。

　　治疯病的办法也受逸闻的启示，报录人分析他的病是由于“欢喜狠了”，“迷了心窍”，如今需要让范进吃一唬以便惊醒。这道理，与袁体庵医生讲的如出一辙，当然中医的病理分析已改为普通百姓的语言。但在施以心理的惊唬之时还要添加上胡屠户的一巴掌，这一巴掌却是天才的神来之笔。小说里的胡屠户取代了逸闻里的医生，医生只代表一种医理，胡屠户却集中体现了社会环境的某一特征，他与范进的相互关系，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势利环境与贫寒儒生的相互关系，典型地表现了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某些本质特征。胡屠户不会用温情脉脉的面纱遮掩势利的面目，人与人关系的实质在他那里通过赤裸裸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范进身价的变化他可以用猪肉斤两的数字精确地估量出来。然而正当新举人身价骤增，他急需加倍地讨好举人老爷以偿还过去欠下的欺虐债的时候，人们却要他用加倍的力气去打举人一巴掌，他想巴结的却要他去得罪，如此尖锐的矛盾，怎不令他作难!喜剧的锋芒透过胡屠户直刺向那个逼人发疯的病态社会，趣闻逸事终于发展成为包容了深刻社会主题的出色小说。

　　第三重奏 

　　严冷的笑：范进与张静斋沆瀣一气从可悲转而可憎 

　　除了滑稽的笑和含泪的笑，第三回末出现了第三重奏严冷的笑。那是随着张静斋的出现而奏出的音响。如果说范进中举前，主要从胡屠户对他的轻贱表现他的辛酸，流露了作者对他的哀怜；那么，中了举变成老爷后，作者则主要写在张静斋的教唆下，范进如何一步步蜕变，笑声里哀怜的音调就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严冷灭裂的讥讽，特别对于欺压平民的张乡绅，作者满怀憎恶，向他喷射讽刺的烈焰。

　　张静斋拉拢新举人，就像投机商抢夺奇货，从县城到范家四五十里地，他“闻报即来”，动作之迅速，使人竟以为是作者疏漏了。他慷慨解囊，又是赠银又是赠屋，貌似好交游敦友谊的样子。然而，作者不声不响地夹写了他为侵占田产而设计讹诈僧官的阴谋，其品行为人就已昭然若揭了。他今日之不惜重价，只不过是在新贵人身上投资，为了他日可以从中牟取暴利。他对范进的提携指点，实际上是腐蚀教唆，把原来尚不失拙朴的八股腐生，俘虏到官僚劣绅阵营中来，濡染成他们的同类。

　　范进也真正没有辜负他的引路人，居丧期间张静斋教唆他去高要县知县汤奉处打秋风。如果说，一开头他尚有犹豫，“不知大礼上可行得？”那么，经过张静斋的一番言传身带，他的脸皮很快就厚起来了，在张静斋的“礼有经，亦有权”的理论指导和实际导演下，他出色地扮演了一出吃大虾元子的丑剧：按照当时的丧制，居父母丧应当不饮酒、不吃荤、穿孝服、不远出，范进在母亲刚刚去世的热丧期间，不但远出打秋风，而且脱下孝服穿着吉服去见汤知县。这已经是严重违制了，但在知县的宴席上，看见摆着银镶杯子和筷子，他却要退前缩后扭捏作态不肯用。知县不解其故。张静斋笑道：他遵制丁忧，不能用镶银的杯子和筷子。知县连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子、一双象牙筷子来。范进还是扭扭捏捏不肯浍。张静斋解释说：象牙筷子也不能用。知县叫人换了一双白颜色的竹筷子来，范进才肯用。知县心里着急：他居丧这样严格尽礼，如果不吃荤菜，那就糟了！我还没准备素菜呢！后来看到范进“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这才放了心。鲁迅激赏这段描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接着，张静斋在汤知县面前谈古论今信口雌黄，把元朝至元年间的进士、明朝开国功臣刘基说成明洪武三年才中的第五名进士，其无知不言自明。范进也不甘寂寞，为显示自己有学问，偏偏要凑上去插嘴说：“想是第三名？”这时他已经学会胡吹瞎扯大言不惭，与张静斋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了。作者向他们射出尖利的讥刺之箭，进行无情的鞭挞。

　　吴敬梓的讽刺艺术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鲁迅曾批评清末的谴责小说缺乏“度量技术”，够不上讽刺标准：吴敬梓恰具此等技术，很好地掌握了讽刺的分寸。他的讽刺，不是泄私愤，不想投时好，而是出以公心，对胡屠户，对范进，对张静斋，态度各有不同；对同一个范进，以其发迹蜕变为界，前后感情也不一样。他能够度量讽刺对象的质地和尺寸，分别用不同的态度和感情，轻捻重拨，弹奏出不同音调、不同性质的笑声，组成笑的多重奏。读罢《儒林外史》闭目回味，仿佛可以听到这位古典作家用心弦弹奏的讽刺交响乐，听出他的愤恨和鄙夷、抗议和悲哀，我们还在自己的心底引起深深的共鸣，并且赞叹着：这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