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城市进入垃圾分类的“强制时代”，垃圾分类成为这段时间的热词。近日，首都科技条件平台能源环保领域中心（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科技促进中心）主办、中关村绿创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承办了北京生活垃圾分类与处置模式建立科技支撑研讨会，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北京市生活垃圾应该如何分类、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处置的合理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居民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准确率较低 

　　北京市城市管理研究院检测分析室主任刘欣艳介绍，北京的生活垃圾处理量从2014年的700万吨增加到2018年的900万吨，预计2019年度可能会突破1000万吨，后端垃圾处理的压力较大。也正因此，垃圾分类尤为迫切。同时，刘欣艳也表示，垃圾分类还存在一些严峻挑战。

　　挑战之一是居民分类投放的参与率较低、准确率较低，已成为制约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效果的一个突出问题。以记者所住小区为例，虽然居民楼下放置有三类垃圾桶，分别是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但每天早晨，所有垃圾桶中的废弃物都呈现无序状态，垃圾分类的宣传板则沦为摆设。

　　强制分类因而成为许多城市实施垃圾分类的手段之一。《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已经列入2018至2020年立法规划。新修订的条例将不只是对单位做出规定，对个人也会明确垃圾分类的责任，且罚款不低于上海。同时，北京市也公布了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在2019年年底前，全市垃圾分类示范片区覆盖率将达到60%，2020年底达到90%。

　　专家表示，对于垃圾分类的“强制力度”，总体上应当因地而异、因城施策，多方面进行科学论证和具体把握。而且，强制垃圾分类时，除了处罚之外，通过奖励也能达到不错的效果。比如韩国规定，奖励额度最高可达处罚金额的80%，这有利于鼓励更多人监督垃圾分类。同时，应该探索更多的强制手段，最终以广大居民是否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来评价强制效果。

　　此次研讨会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垃圾分类专委会主任王维平教授认为，垃圾分类应便于垃圾分别处理、分别回收利用；要由简入繁、循序渐进，不能急功近利；应标注明确，易于掌控和操作；应实事求是，久久为功；应引导为主，处罚为辅。

　　推进源头分类与末端处理协调发展 

　　除了以法律法规强制垃圾分类，还应从哪些方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及回收处置？

　　专家们提到了一些新兴技术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应用。借助“互联网+垃圾分类”，不少社区创新出了值得借鉴的方法。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五区是北京市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互联网+垃圾分类”模式是劲松五区普及垃圾分类的“法宝”：街道通过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在垃圾桶边建设“绿馨小屋”，居民投放垃圾后，可以“刷卡”获取积分，通过“绿宝e生活”客户端，居民参与次数、投放重量、所得积分、可换购商品，都可以显示在客户端里。目前，这种模式已经在亚运村、劲松、将台等地全面铺开。

　　此外，带有二维码的垃圾袋、智能垃圾桶、人脸识别技术等都纷纷应用在部分小区的垃圾分类中。

　　除了技术手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程会强认为，全国垃圾分类如火如荼，垃圾分类在中国不是一个新话题，但现在社会上对垃圾分类普遍存在不同的观点，对垃圾分类没有信心。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要实现环卫界和再生资源界“两网融合”。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专委会主任委员、原生态环境部科技标准司胥树凡则提出，垃圾分类一定要根据各地垃圾的种类、成分、数量、分布、经济价值、社会经济成本、技术条件、可操作性、环境要求等要素来决定是否分类；如何分类，则完全要根据后期资源化的目标来进行。应要求明确，简单易行，可操作性要强，管理成本和实施成本也要尽量低廉，而且，决定了的分类方式一定要有试行期，要逐步完善后再逐步严厉。

　　刘欣艳分析，垃圾分类最重要的是源头减量，源头减量最好的方法则是每个人在扔垃圾的时候，对垃圾进行分类。垃圾分类并不拘泥于一种固定的模式，前端如何分类，一定要和后端垃圾处理相关联，什么样的垃圾对应什么样的处理模式。在北京，急需从精细化管理的角度，推进源头分类与末端处理协调发展。（操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