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央发出了文艺界要“反三俗”的号召，我所提出的当代书法的“反三伪”，也是对中央“反三俗”的响应。

　　当代书坛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就是“伪二王书风”的盛行。当然，不只是“伪二王”，还包括简单地嫁接，复制孙过庭、米芾、苏轼、王铎、何绍基等等，凡此种种的模仿、复制之风，实质就是一种伪古典。当代书法界对于古典主义的追求，已然成为一个总体的趋势。这种价值取向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偏差。当代人对于古典的理解出现了浮浅化的趋势，把简单的复制和模仿等同于古典。所以，很多学王之作，竟然出现了千人一面的现象。

　　我在中央美院讲课时，曾看到一个90后学生一直就在写《书谱》，写得非常好。他对于孙过庭的描摹，不亚于现在国展中出现的那些获奖或入展高手。他那段时间天天写孙过庭，照着写，背着写，我就问他为什么写孙过庭，他说现在的国展都写二王、写孙过庭，这样获奖、入展容易得多。当时我猛然反应过来，我们作为书法杂志的编辑，都还没有这么敏锐的思维，这些90后就已经捕捉到这个信息了。其实这是当代书坛，确切一点说，是2000年以后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一种对所谓的古典主义的追求，但是这其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价值判断。

　　事实上，学什么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关键是不能只停留于表面，而是要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当年的沈尹默，毕生宗法二王，奉二王为圭臬，却被陈独秀批评为“其俗在骨”，其实也不是沈尹默的字不好，而是陈独秀眼力太毒，以陈独秀的毒眼，沈尹默苦心学二王之作自然难入陈的法眼。当然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沈尹默学二王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对二王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没有从精神层面去把握、融会、化合。当然，沈尹默对二王的追摹，与当前书法界比起来，已经不知要高多少倍。当代的“二王书风”，渐有向“伪二王”靠拢的趋势。不只书法界，现在整个社会都出现了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如伪国学、伪传统、伪中医等等，人们总喜欢拿这些来戴高帽子，好像不谈这些，就不能显示我们是文化人，就不能显示我们是文化的贵族。

　　但是现在很多高呼所谓的国学、所谓的传统文化者，可能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国学这个概念并不明白，当然也有一些真正有良知、有学识的学者已经指出来了，比如山西书法家林鹏先生，他也是一个真正的国学家，他曾经对我说，现在的很多所谓国学大师都是伪大师，甚至不懂真正的国学。当时林鹏先生看到一个提倡写自作诗的书家的自作诗书法作品之后，就在旁边批了一句话：此公30年来提倡自作诗，竟不知诗为何物！林鹏先生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写自作诗，而是说这个人的自作诗水平很差，连及格的份都没有。现在有很多书法家也谈到书法创作不能光抄唐诗宋词的问题。书法需要有原创性，但是书法的原创性不能简单理解为写自作诗，也不是说一写自作诗词就一定具有原创性，写自作诗的作品仍然有很多假冒伪劣“产品”。不是一写自作诗水平就高了，也不是一抄唐诗宋词作品价值就低了，关键在于如何抄诗，如何作诗。所以，书法创作不是不应提倡自作诗，而是要解决自作诗的格律问题。说到格律诗，我认为现在也有很多伪格律诗。

　　这其中涉及对格律诗的认定问题。众所周知，写格律诗基本都要用平水韵，而不用新韵，如果用新韵，恐怕是要被笑话的。用平水韵当然是对的，但这其中仍然有一个问题，用平水韵写的格律诗难道就一定是真的格律诗吗？未必。平水韵依据的是过去官话的音律标准，过去人写诗是要用当时的官话吟出来的，现在是用普通话写诗，而依据的又是过去的平水韵标准，这就形成了文与言的矛盾。问题不在平水韵上，而是我们今天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过去那个时代的官话，不知道官话你就无法以那时的音律去吟诗，而只能用今天的普通话吟，这当然是一个悖论。所以，在格律诗这个概念上不必太过纠结。不是不能写格律诗，而是现在的格律诗，只能是作为一种文字游戏，诗词界朋友圈子互相玩玩当然是很有益的，但在概念的纠结上千万别太较真。而且，如果文学格调上不去，就仍然还是伪律诗。

　　这种伪化的浪潮中，实际上蕴含着文化传统的断裂与变异。包括书法在内的汉字文化和汉语言已然断裂太多，比如“传统”、“民族”、“国家”等概念即是如此。现在的普通话和过去的普通话已经完全不同，现在的普通话，已然没有了多少文化内涵。可以说，简化字和普通话是当代中国最为失败的两大运动。中国现在保留过去古文化最多的语言反而是大多数人都听不懂的粤语、吴语，甚至包括陕西关中、甘肃一带方言。比如陕西方言说“我去接你一下”，他会说“我把你一接”。“把”字突出了说话者的主体性，实际上是丰富了汉语言的文学和文化内涵。另外，现在汉语中大量的倒装句，也丰富了汉语言的文学内涵，而倒装句式即是由丝绸之路开通后佛经翻译演变而来，所以，翻译文学对于中国汉语言文学的改变是非常大的。至于简化字对于书法艺术性的破坏，书法人都有目共睹，简化字里没有什么文化内涵，看不出文化的内在传承，这对书法艺术自然是一种破坏。

　　书法是一种代表中国文化核心的艺术，因此书法人都喜欢把自己认为是精神贵族。书法艺术确确实实代表了一种贵族的审美，至少书法人是精神上的贵族。但是，当代书法已经由原来的贵族艺术变成为一种有点不伦不类的艺术。如果说它现在是一种贵族的艺术，我想没有多少人会认同，不是贵族那肯定就是平民了？但它也不是平民的艺术。

　　事实上，就社会学和历史学角度而言，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贵族政治和贵族社会。中国有贵族，最重要是体现在上古的三皇五帝时代。那时的中国政治最为发达，主要体现在贵族阶级对于君王权力的制约上，上古帝王如尧舜禹并没有太多的政治决策权，能够主导政治的反而是推尧舜禹上台的贵族阶级。尧舜禹当时要办一件大事情，比如要治水、战争或做其他事情，必须要向这些代表着贵族阶级势力的“四岳”征询。如果不征询他们的意见，就会被他们所推翻。所以，中国上古政治不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世袭政治，而是带有着贵族特征的民主与专制相结合的政治。到了春秋之际，以孔子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出现，打破了贵族政治的格局，也使得书法艺术出现了另外一种审美，这就是大量的竹简书法的诞生，因为简牍是一种平民化的书写。竹简书法的诞生，使得书法艺术由青铜铭文的高贵典雅走向了平民化的审美。梁启超当时就说，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特点，贵族是中国专制政治很重要的一个体现，但是贵族政治又是对中国专制集权的一种有力制约。所以他当时就说，中国需要构建一个与贵族政治相并立的平民社会，也就是中产阶级社会。

　　梁启超所说的中产阶级对于现在的书法界来说可谓重要而迫切。现在的书法界恰恰形成了一个两极分化状态：一部分人高高在上，极少数人占据着最顶端的大量资源，大多数人却处于最底端，而恰恰缺少中间群体。所以，当代中国书法的良性与健康发展，一定要建立在大量地代表着中产阶级审美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

　　中产阶级的审美代表了一种平民化的审美，中产阶级的审美并不就是偏向于中间状态的，而可能是代表着最高或一种总体的审美趋势。平民不是最底层的民众。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它属于中产阶级，但它的审美一定是非常高级的。所以，当代中国书法恰恰需要有这种良性的价值选择，这就是精神的贵族化、价值的平民化、审美的世俗化。事实上，古往今来许多伟大的艺术家、文人、学者，既有贵族的精神，同时也具有平民化的意识，典型代表就是屈原、陶渊明、苏东坡，他们既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同时也是真正的平民。

　　既然当代书法需要平民化、中产阶层化的价值选择，那么就涉及一个审美的世俗化问题。审美的世俗化不等于审美的低俗化。书法作为一种代表着文人审美的高雅艺术，自然需要去低俗化、庸俗化。但是低俗、庸俗、恶俗和世俗不能等同。这是一个美学问题，这其中涉及一个关于对“世俗”定义的美学问题。

　　所谓的世俗，是指在表达方式上是世俗、通俗的，进而言之，书法艺术作品一定要建立在艺术家主体对于生活的积淀之上。书法家所有的创作一定是来自于生活，而不是空中建楼阁，苏东坡、董其昌、文征明等人的诗文书画作品，大都产生于舟车之中，而非完全诞生于书斋。这种对于生活的积淀，就可以看作是一种世俗。举凡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无不是反映和表现世俗生活的，比如《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清明上河图》等等，但是表现世俗、反映世俗，并不等于不能成为经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书法，恰恰是很少表现世俗的生活，书法与生活脱节了，书法几乎成为展厅的一种装饰化的艺术。这种书法我认为恰恰是没有了平民性，没有了世俗性。

　　但是当代书法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低俗化的趋势。关于书法的低俗化问题，我在几年以前曾有专文《当代书法的低俗化运动》予以讨论，不再赘述。低俗是审美判断和审美品格高低的问题，通俗、世俗是审美表达的问题，是一个审美接受的问题。这两者需要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