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的他，一直主张宽容，但发现让人感动的诗歌越来越少。他批评一些诗人，“只关注小悲哀和小欢乐，很少触碰社会兴衰”。他说：“诗人应该站在时代的前面，看到正义与邪恶的搏斗。”

　　“退休后做的事，比退休前多。”87岁的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眼神带光，声音铿锵，不似一位耄耋老人，像这盛夏里的一棵老树，把烈日搅碎成一片片绿荫。

　　谢冕很忙。我在北京昌平北七家的一栋小楼里见到他时，他刚从西北宁夏回来不久。宁夏的清凉和兴奋，在他身上仍未消散。

　　日前，谢冕总主编的6卷本、近400万字的《中国新诗总论》在宁夏发布，这是中国新诗理论批评文献发展百年的集大成之作。中国新诗走过百年，谢冕的“百年工程终于竣工”。“我这一生无憾了。”他对我说。

　　“一辈子只做文学，文学只做了诗歌，诗歌只做了新诗，新诗只做当代诗”的谢冕，从北京大学退而不休。为了迎接新诗一百年和北大120年校庆，他两年里“写了一篇文章，办了一个会，编了一套书”。书即《中国新诗总论》；文章是《前进的和建设的——中国新诗一百年》；会是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他把同仁召集到一起，勉励大家开创中国诗歌纷繁多彩的多元格局。

　　当然，还有更多。就在去年，他还出版了“极具个人色彩和可读性的一部诗史”——《中国新诗史略》；前年，出版了自述文集《花落无声》。还有一些自谓“可写也可不写的文字”，比如那些谈吃的小文《饺子记盛》《馅饼记俗》《春饼记鲜》……“我喜欢的诗歌是宽泛的，对美食的喜欢也是宽泛的。”他说。

　　这个被人戏称“二十岁教授”和“老顽童”的老头儿，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不喜欢怀旧。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青春”。或者，如他在一篇文章里所言：“生活从中年开始，青春属于八十年代。”

　　出生于1932年的谢冕，很早就迷上了文学与诗歌，仰慕“五四”的精神和传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学生谢冕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题为《见解》的现代诗：“泪是对仇恨的报复/锁链会使暴徒叛变/法律原是罪恶的渊薮/冰封中有春来的信息”……带着愤懑，年轻的谢冕“一心一意要通过诗喊出人民的声音”。但他此后更多时间是在“不断的劳动和改造”中度过。这个“诗歌爱好者”最后放弃写诗，转向诗歌研究和批评。

　　白话代替文言，自由代替格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中国新诗自诞生起便追求自由的表达以及对社会的关切。但经历“文革”等特殊时期的“一个声音”“一种写法”，“‘五四’的传统断了，我很痛苦。”谢冕说。

　　那些“古怪”的诗歌，就是后来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朦胧诗”。1980年，在南宁召开的新诗研讨会上，“朦胧诗”成为焦点，反对者声势浩大，支持者寥若晨星。会后，谢冕应《光明日报》之邀撰写《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直斥“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那些“古怪”的诗歌“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主张对其“适当的容忍和宽宏”。

　　文章一经刊出，论战又起。大讨论也意味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在迎来“新的思想解放”。“尽管当时，我人已中年，但我还是真切地感到了头顶那一轮崭新的太阳的明亮。”40多岁的谢冕重新开始了青春”。

　　同样，中国诗歌也迎来又一个青春。承续着“五四”传统的“朦胧诗”，掀开了新的序幕。此后，从新诗潮到新生代，再到“下半身”写作以及“梨花体”，中国当代诗歌不缺少变化，但也不缺少非议。谢冕认为，多种声音的出现是好事，创作的自由与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这种局面很难得。

　　他既肯定现状，又不满现状：在这个大时代，没有“大诗”，“小诗”泛滥。创作者们陷入另一个困境：过去，集体主义文化不断高扬，导致“小我”不断被挤压；而当“时间再一次重新开始”，“个人”重又归来，诗人对公共生活、宏大叙事却开始疏远。“不再关心这土地和土地上面的故事”“用似是而非的深奥掩饰浅薄和贫乏”。

　　尽管谢冕一直主张宽容，但发现让人感动的诗歌越来越少，他没法淡定。“他们只关注小悲哀和小欢乐，很少触碰社会兴衰。”这位老头儿有着孩子似的义愤填膺：“诗人应站在时代的前面，看到正义与邪恶的搏斗。”

　　“为什么诗人们变得这么‘自私’？”谢冕的不满和不解写在了脸上。他顿了顿，说：“从事诗歌批评的人也有责任。批评家与诗人关系太密切，互相吹捧，没人旗帜鲜明地指出问题。”

　　他向我吟起了千年前李白的“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和贾岛的“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谈起了百年里郭沫若那吞掉日月的“天狗”和艾青的“常含泪水”。他说，这才是有大胸怀、大境界、大气魄的“大诗”。伟大的诗人不会陶醉于自我抚摸而远离人间的大悲哀、大欢乐。

　　87岁的谢冕仍在等待，等待着这个大时代里大胸怀、大境界、大气魄的“大诗”，等待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样动情的诗歌。

　　（本报记者 陈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