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葛兰素史克在华涉嫌严重经济犯罪聚焦

　　——葛兰素史克在华涉嫌严重经济犯罪聚焦

    图表：大型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济犯罪在华被立案侦查 新华社记者 郑悦 编制

　　葛兰素史克,这家位列世界500强第253位、业内第7位的制药业巨擘,连日来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警方调查有何最新进展?犯罪情节到底有多严重……人们显然想知道更多。

　　带着这些疑问,新华社记者飞赴长沙,向专案组详细了解案情,面对面采访部分犯罪嫌疑人。透过已经查明的更多案件细节,一个跨国药企的商业贿赂利益链逐渐清晰,将药价推向虚高的幕后黑手开始浮出水面。　　

　　7月11日,公安部的一则通报成为国内外医药界的一枚重磅炸弹:因涉嫌严重商业贿赂等经济犯罪,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GSK中国〕部分高管被依法立案侦查。

　　医药巨头涉案源自一家旅行社

　　6月27日,GSK中国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与梁宏同日被带走的还有GSK中国的副总裁兼人力资源部总监张国维、法务部总监赵虹燕和商业发展事业企业运营总经理黄红。这四人被称为GSK中国的“四驾马车”。

　　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日,关于GSK中国以及其他跨国药企“内部举报者”“深喉”的传言就开始在业内流传,一时间人心惶惶。

　　其实,真正使GSK中国进入警方视线的并非传言中的“深喉”,而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旅行社——

　　“2006年成立的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以下简称‘临江旅行社’)几乎没做过任何旅游业务,而是只和一些药企打交道”,办案民警介绍。令人奇怪的是,临江旅行社年营业额却从成立之初的几百万元飙升到案发前的数亿元。

　　今年上半年,包括临江在内的一些旅行社异常经营活动被公安部在工作中发现。在有关部门协助下,公安部部署涉案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发现GSK中国及其关联企业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公安部明确指示长沙、上海、郑州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于6月28日、7月10日两次开展集中抓捕,对GSK中国的部分高管和多家旅行社的部分从业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旅行社成药企“黑金池”

　　7月13日,在湖南长沙,记者见到了正在接受讯问的涉案人员之一、临江旅行社的法人代表翁剑雍。

　　“这几年,我和梁宏形成了默契,他把办会议的业务单给我,我把其中一部分钱返给他”,翁剑雍说。从2010年开始,在梁宏的“关照”下,他拿到了梁宏所负责部门的大部分会议项目,截至2013年,报账金额共计约有3000万元。按照“行规”,梁宏的“好处”有200余万元。

　　办案民警介绍,这些好处费一部分直接给梁宏,另一部分放在翁剑雍处,供梁宏和家人到各地旅游以及处理一些他们公司无法走账的开销。

　　翁剑雍交代,梁宏对他明确讲过,这些“无法走账的开销”,就是给某个主管部门领导或专家送钱或者买礼物。“很多时候是梁宏打电话来,说有这方面的用途,我就把钱准备好送过去,随时用钱随时打电话。”

　　梁宏所负责的部门并非GSK中国与临江旅行社“合作”的唯一部门。2009年至今,临江旅行社承接了GSK中国多个部门各项会议、培训项目后,通过各种方式返给GSK中国部分高管的金额达2000余万元。这些钱一部分进了高管的腰包,另一部分向下逐级分流,流到各级销售乃至最基层的医药代表手中,成为GSK中国向相关部门、单位行贿的资金源。

　　梁宏等人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式套取现金?办案民警表示,这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

　　关于GSK内部的财务管理,记者详细询问了GSK中国的共享财务服务中心总监金某。她的回答是“非常严格”,她所在部门会定期对公司的财务运行情况进行监督,近年来一些员工就是因为账目查出问题而被处分或开除。

　　“如果要向外人行贿,账面上肯定是过不去的”,金某说。“我们公司正常的请客、送礼,单人标准不得超过300元,审核得很严。”

　　每次承办会议后,翁剑雍都要去GSK中国的财务部门报账。那么,他又是如何把账面做平的?

　　“我们一般是虚增人数套现,比如说20人参加报40人。我跟GSK合作的项目里,虚开的大概有20%,其中与梁宏合作的项目虚开达到50%”,翁剑雍说。他们这一行里还有虚构项目的,根本不存在的会议也开发票去报账。

　　会议究竟开了没有、到底有多少人参加,公司财务部门并无确切核证的手段或相应步骤。也就是说,只要发票合乎规范,到财务部门报销很容易蒙混过关。多报销出来的钱,既有回流给药企高管的,也有旅行社的。

　　翁剑雍还交代:“我在GSK分到的蛋糕肯定不是最大的一块。”对此,记者了解到,GSK中国最大的一个冷链项目,单笔贿金就提了200万元,也是靠虚开虚报做出来的。GSK中国一次年会的费用“就超过了1个亿(元人民币)”。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一方面,除临江旅行社之外,GSK中国还与多家旅行社保持“合作”；另一方面,除GSK中国之外,临江旅行社还帮助多家药企完成非法套现。

　　记者还了解到,因为有利可图,临江等旅行社为了承接GSK中国更多的业务,可谓使尽浑身解数,不仅有送现金、为旅游埋单等手段,个别旅行社还使出了性贿赂,向某高管长期提供“美人”以维系关系。

　　“黑金”占比近三成

　　公安部通报显示,近年来,GSK中国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方式,向政府部门个别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

　　事实上,GSK在其他国家也是“劣迹斑斑”:曾在美国、新西兰、意大利因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被处以重罚；2012年7月,GSK公司同意向美国司法部支付30亿美元罚金,用于为有关不当营销抗抑郁药物以及未能提供有关糖尿病药物文迪雅安全数据等相关指控达成和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药企的利益链实际上就是销售链加上贿赂链,就国内而言,行贿的药企肯定不止GSK一家。只不过与本土药企用现金开路不同,治理结构相对完善的外资药企往往借助更加隐蔽的手段来进行。

　　上述业内人士还表示,药企的销售网络自上而下,上层可能还会“包装”一下,越往下问题越多、管理越乱,医药代表直接贿赂医生和行政部门个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梁宏承认,他负责“打交道”的一般是主管部门的领导或专家；同时,他还“管理”着全国各地近3000名医药代表,直接面向医院和医生。每年他有权审批的预算达到数亿元。

　　“一种药品要上市,必须与各个部门打交道,注册涉及药监,价格涉及发改委,进医保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进地方涉及地方招标办,进医院涉及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等……如果涉及药品的环节少了,腐败也就少了。但从根本上讲,医药不分、以药养医才是最大的问题。”梁宏说。

　　梁宏还介绍,GSK在华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药品销售,这意味着巨额的“黑金”都将被转嫁到药价中,最终由患者埋单。成本仅30元的药,最终卖到患者手里能达到300元,秘密很大程度就在于此。

　　“在药价的构成中,这个比例大约占到多少?”记者问梁宏。

　　“我估算,这个运营费用在药价中占的比重有20%—30%”,梁宏说。这十几天来,他一直在反思,这种成本的比例确实太高了,“如果能少开点会,就能降低一些成本,减轻广大患者的负担……”

　　说到此处,梁宏陷入了沉默。

　　目前,案件尚在进一步侦办中。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GSK一案仅暴露了整个行业的冰山一角。严肃查办此案,既是为震慑商业贿赂犯罪,警示那些依照所谓“行规”行事的人悬崖勒马,也是为了研究此类犯罪特点,以便国家相关部门形成合力,规范医药行业发展,使药价虚高的现状有所改善,让药企将更多的资金投向创新和研发,让更多的老百姓切实受益。　　　　　　　　　　　　(据新华社长沙7月14日电)

　　■新闻背景

　　中国成跨国公司　商业贿赂重灾区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重灾区。

　　2012年12月,全球制药巨头礼来被美国证交会指控,通过提供不当支付方式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以获得在俄罗斯、巴西、中国和波兰的业务,最终礼来同意支付追缴款等近3000万美元,以了结上述指控。

　　2012年8月,美国证交会称,辉瑞制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国家,向当地官员以及医生和医护人员等国有单位公职人员行贿。最终,辉瑞缴纳了包括罚金在内的6000万美元。

　　2008年底,曾困扰西门子两年多的贿赂案最终以13亿美元的罚金告终。经查,2003年至2007年期间,西门子医疗集团向5家中国医院行贿,支付了逾千万美元的贿赂款,最终获得了高额医疗设备订单。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包括摩根士丹利、IBM、朗讯、沃尔玛、德普、艾利·丹尼森等诸多知名跨国公司都曾在华涉嫌商业贿赂。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