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攻读社科专业的中国留学生，讲述求学牛津剑桥的骄傲与孤独——“在这里，最基础的学科，永远是最受尊敬的学科，仿佛只有它们才是改变世界的基石。”
“如果科学的意义是发现世界的真实情况并加以解释，你必须在发现了某些情况之后，才能问它对我们是否有用。在此之前，如果你去问那些还在‘发现’过程当中的人，‘你研究的东西有什么用’，他们估计也不好回答。”
“对很多从事学术的人来讲，发现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崇高的事业，不需要去考虑万一发现的东西没有用怎么办。退一步讲，就算后来证实非常没有用，我们现在不走点弯路，难道让后人再走一遍？”
在被多次问及“学这个有什么用”后，陶衍，剑桥大学心理语言学专业内隐学习说方向（psycholinguisticsimplicit learning）博士一年级学生，这样诠释他对科学研究的终极理解——科学，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上月，记者造访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名校。走在伦敦城外的牛桥，就听到不少当地人抱怨“大环境不好”：象牙塔弄丢了“科学”，越来越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有人说，这是“火车”造的孽，以火车为代表的现代交通方式，将都市的声色犬马引入曾经远离尘嚣的知识净土；再以后，一颗名为“功利主义”的种子埋入人心，对学术的追求不再纯粹，商业、金融等应用型专业成为大众追逐的宠儿。
但是，在牛顿、罗素、洛克、雪莱等等曾经求学、成名、甚至度过一生的地方，仍有一群人，在求索一些最基础的、或在世俗看来“无用”的学科。他们中，也包括一些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没有一个人会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在剑桥火车站通往市中心的路上，“天天餐厅”的招牌响当当，这是剑桥镇最受欢迎的中餐馆。一日，斯蒂芬·霍金也来这里用餐。霍金患有运动神经萎缩症，全身仅一枚手指可以动弹。那天，有人给他喂饭，但饭还是撒了一地，把周围人都吓跑了——这个坐在牛顿教授席位上钻研宇宙黑洞的科学家，在剑桥镇似乎没有受到过多的“欢迎”。
“剑桥的牛人太多，霍金不稀奇！”学生间风传的轶闻提醒着初来乍到者：这里盛产牛人，也盛产“怪行”。
陶衍的留学计划始于两年前。在香港获得本科文凭，学的是英语翻译专业，他一心想报考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高级翻译学院，成为一名出色口译。最终几分之差，他未能如愿。出国留学，从事语言学研究，顺理成章地成为他报考剑桥的目标。没想到，这一读就读到了博士。
“内隐学习说”，陶衍的心理语言学专业方向。在常人看来，它异常艰深。在无数次被问及“你能否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话解释一下你的研究内容”后，他会这样说——
“当你在指向一个杯子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杯子？你怎么定义一个杯子？”
“盛放液体的东西？”
“那么把液体拿走，放入一堆糖果，这也能叫杯子么？用我们所掌握的所有词汇，是否能给一个事物下个定义？这种定义方法本身有没有问题？”
在听者被这一堆问题搞得如坐云端时，这个语言学博士生会适时地把话题引到他的专业。“尽管人们掌握了某种语言，但可能并不真正理解每种具体语言的意思。他们不需要理解，但确实会应用这种语言去交流、生活。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很多时候，陶衍不太愿意和别人交流自己的专业。“许多人听不懂，我也更怕被人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所幸，身处剑桥，陶衍并不觉得自己是“异类”。自100多年前，这里就是“异类”的集聚地——大家只做学术，不关心“有用”。
打开牛剑的故事集，到处充斥着“不可知论”者的传说：对一切不可知的东西都充满好奇，追根溯源；裹扎“怪行”，亦不足为奇。
1670年前后，一个叫哈雷的男孩提着一堆天文观测工具，包括一个长达24英尺的望远镜，走进牛津大学皇后学院。20岁那年，他放弃了牛津本科学位，去圣赫勒纳岛建立了一座临时天文台；1705年，他回到牛津，着手改造位于新学院大街上宿舍，在顶楼按上了硕大的天象观测仪！1758年，一颗被他成功预测回归时间的彗星被命名为“哈雷彗星”。
1825年左右，在爱丁堡对医学失去兴趣的达尔文，跑到剑桥大学学习神学。1831年，他登上比格尔号考察船，谁知在南美洲近5年的考察中，他的一系列观察与分析竟引发了一场世界观的革命——《论物种起源》（1859年）打破了《圣经》里的创世纪神话。当然，与他同时代的人很不喜欢猴子做祖先。
20世纪50年代，剑桥的两个学生经常在本尼特街上的老鹰酒吧吃午餐。1953年的一天，其中一个名叫克里克的学生冲进酒吧，宣布“我们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不过，另一个学生沃森觉得，这样说为时尚早。不管怎样，这个酒吧的一张桌子背后至今镶嵌着一块铜牌：“克里克和沃森在这里宣布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1962年，这两个剑桥学生和莫里斯·威尔金斯共享诺贝尔医学奖。关于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克里克形容，当时只是试图通过对大脑的研究，查出“灵魂到底是什么”。
最令学生津津乐道的学长还是那个来自林肯郡的农夫之子——埃塞克·牛顿。他17岁进入三一学院，学生时代的他，用速记法记录他的罪过，从逃避做礼拜到偷毛巾，“使用威尔福德的毛巾可以省下我的”；在三一学院的食堂通道上，他手拿一根钟摆测试回声的速度。1669年，他的老师将教授教职让给了他，因为老师认为学生的能力比自己强。这一年，牛顿27岁。谁知，此后的一个苹果，促成他的划时代著作《数学原理》。
为什么这些不算发达的乡村会如此密集地诞生那么多精英？许多人试图寻找答案。这里的老师和学生告诉记者，或许就是对“未知的尊重”。
如同在18世纪的头10年中，剑桥三一学院的学生要学习《人类理解论》、《上帝创世智慧》、《读史方略》等等，他们还要学习几何学。没有一个人会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学科交叉与“复杂的生态”
在牛剑，不仅文理的界限变得模糊，学院制的传统更让不同专业的人住在同一屋檐下，这是生活的一种重要仪式，“越交叉，越会有火花”。
“内隐学习说”在心理语言学领域实属“新生儿”，相当前沿，国际少部分开展此项研究的高校与研究所，有的侧重从神经科学角度入手；有的从语言学中的语言习得方面入手；当然，还有涉及心理学角度的研究；或从语言本身出发，分析语言及其文化，比如阿拉伯语与德语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背后的文化背景差异巨大。
“这里有许多学科的交叉。”有时，陶衍也觉得，有些问题恐要跌入“哲学的玄宗”。“当然，胡扯大于研究。”他时而说些玩笑，时而又极度认真。
读文科的陶衍，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文理不应该分科。在国内，这是很多文科生不想面对，也不敢想的“元问题”。但陶衍猜想，基础学科到最后可能是相通的。“不然，怎么解释笛卡尔发明了数学坐标系？经典的数学公式都是用大段的文字写成，最后才有一个短短的公式——文科不需要逻辑么？用文字写数学公式恰恰说明文科是最需要逻辑的……”
陶衍总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牛剑，似是学科交叉的乐园。
这个传统最早可追溯到12世纪。彼时，英国的教师和学生，或是从巴黎游学归来，或是被巴黎大学赶走的，也有可能是被亨利二世召回故乡，大约是在1167年。这是个相当模糊的开端，无论如何，据说有一批贵族和另一些来自罗马希腊的哲学家在牛津开始讲学。这也让牛津成为与巴黎大学和博洛纳大学并举的欧洲三大最古老的大学。
不过，在伦敦城外的这个牛群渡口，这所大学从一开始就与同辈院校有所不同，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学院制”。
一开始，大多数学生生活在所谓的学堂里——这是学院的前身。这些住处、宿舍都是私人性质的，是教师们在城里租来安顿学生进行授课的地方。只有大主教或王室男性创办的学院，才算是拥有规章制度的合法机构。12世纪末前后，这些学习和教育团体合并成一所大学，但各个学院依旧独立。
“表面上看，学院没有专业的概念，而是一个给学生和教师提供宿舍、食堂、教堂和图书馆的地方。但各个学院，又会有一些倾向，比如剑桥的国王学院青睐贵族，直到1861年，这里只招收伊顿公学的学生；剑桥的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有良好的医学传统，因为第一个详细论述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就是这所学院的院士。”学生会这样告诉你。
牛津、剑桥、杜伦，是英国至今仅剩的三所还保留学院制传统的古老院校。大部分情况下，学院里总是各专业云集，学生和各专业的院士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生态”，和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交谊”成了学院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事实上，牛剑的单个专业交叉性也巨大，这就让不同专业的人聚到一起，都有话题可聊。”毕原，牛津大学的社会学专业硕士生，他的导师是一个意大利籍的教授，在犯罪社会学领域颇有建树，“他只关心黑手党！”毕原更喜欢足球与社会学演变研究，他正计划着去拉夫堡或剑桥拜访这方面的社会学专家，讨论博士阶段的研究计划。
在毕原看来，单个专业交叉性的典型代表，就是牛津的王牌专业PPE——被誉为“政坛明星的摇篮”，英国现任首相卡梅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都毕业于这个专业。
PPE，全称“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哲学、政治与经济专业），这是该校哲学系的一个本科专业，与此专业并行的专业还有“哲学与神学”、“哲学与现代语言”、“哲学与物理学”、“心理学、哲学与生理学”等，独独没有“哲学专业”。
哲学系的网站上介绍，哲学在本科阶段不可能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它只能存在于“联合课程”之中。此外，该校还有一个更为通识的古典课程，名叫GREATS，它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历史和哲学。曾经，古典语文学和历史是这所大学每个学生的必修专业，而且为了能在非洲、印度、在世界各地取得成就，希腊语和拉丁语成了一代又一代大学生的理想语言。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理解罗马帝国，就能统治大英帝国”。
专业本身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这种特点见于许多学科。更重要的是，一些基础学科被一再强调的痕迹，在这里异常明显。剑桥三一学院雷恩图书馆屋顶上伫立的4座石像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4个石像分别代表4门最古老的学科：神学、法学、物理学和数学。
“这些被认为是最古老、最基础的学科，也是这里最受尊重的学科。”毕原说。他的身后是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门前的16座古希腊先哲石像。
不可动摇的信念：知识就是力量
英国很早以前就颁布过一条特殊的法令:所有在英国出版的图书，必须无偿赠送一本给牛津、剑桥。理论上说，所有可供查阅的资料，牛剑两所学校都有。
毕原也有苦闷的时候。跟着研究黑手党与犯罪社会学的意大利导师，将来是否能找到工作还成问题。“像我这样的年纪，还在用父母的钱，做着一些自己也说不出将来能干什么的研究，真是汗颜。”
这个1989年出生的男孩，特别着迷于足球与社会学研究。有时，他会买张火车票，跑到外地去看英超联赛。“与国内的足球场建在闹市不同，比如上海的虹口足球场、八万人体育场；在英国，很多足球场都建在城外的偏远地带，周围可能是垃圾场、贫民窟，但一个光彩夺目的球场出现在那里，每周一次把城市人口带入这些落后的地方，对当地的经济、就业等发挥特殊作用。”看球，仿佛也是一种社会学研究。
在毕原的印象中，英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一条特殊的法令:规定所有在英国出版的图书，必须无偿赠送一本给牛津、剑桥。由于藏书越积越多，牛津大学图书馆甚至在地下挖出了一个同地上面积差不多的地下室。“理论上说，你要查所有资料，这两所学校都有，尤其是社会科学，这是做研究的好地方。”
在牛津的日子越长，毕原越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得找个女朋友”。在这个中国留学生看来，钱钟书与杨绛在牛津的日子令人羡慕。“钱钟书可以高高兴兴地做个书虫，有杨绛给他做饭！”可惜的是，中国学生集中在理工科或商科。有时，毕原会自觉孤独，他鄙视那些“来牛津就为了每周吃不同学院的晚宴，比较菜色的同胞”；偶尔，他也会蹦出一些怪想法：“为什么现在的留学生和民国时期有那么大的不同，当时的留洋派学的都是语言、人文等基础学科，那时是时髦，现在却成了冷门。”
在牛津的皇后学院，毕原和记者说起一则典故：皇后学院的徽章是一个野猪头，个中缘由是，很久以前学院里有个学生被野猪追着跑，情急之下，他把手中的一册书扔向了野猪，并大喊“这是希腊语的！”野猪啃在嘴里，转头就走了。事后考证，这本书是《亚里士多德》。“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对这所学校的许多人而言，这种力量依然具有很大的震慑力，哪怕外人觉得“这传闻很没有依据，这说法很可笑”。
“到底什么研究才是有意义的？什么才是有用的？谁说了算？”剑桥的校训是拉丁文所写的“启蒙之所，智识之源”，但陶衍更喜欢理解为“此乃智慧之源”。“谁说了都不算，我说了算，坚持自己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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