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家陆建德谈小说"甜牙":英语世界是有间谍文化的

《甜牙》书封

小说《甜牙》新书分享会现场，从左至右依次为冯涛、黄昱宁、陆建德。

小说《甜牙》新书分享会现场，陆建德（左）和徐则臣（右）。

　　中新网北京5月24日电(宋宇晟) 23日，麦克尤恩最新小说《甜牙》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三联书店举行。文学评论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作家徐则臣和本书译者黄昱宁展开对谈。活动中，谈及书中有关英国间谍故事的内容，陆建德表示，“英语世界是有‘间谍文化’的”。

　　非典型谍战戏：讲述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故事

　　《甜牙》是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一位英国情报部门的漂亮女性渗透目标作家的间谍故事。活动中，翻译家冯涛首先介绍了该书的背景：“‘甜牙’在小说里是英国军情五处一项文化间谍活动的代号。(军情五处)借助这个行动来笼络那些他们觉得对他们有用的一些青年文化人，暗中资助他们，让他们发出有利于自己的声音。所以叫‘甜牙’。”

　　本书表层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位出身教会保守家庭、在剑桥读书时又被年迈的教授兼情人招募到军情五处的女特工。她负责接近并引诱的是小说家汤姆·黑利。

　　但这部小说却被称为“非典型谍战戏”。作家徐则臣表示，书中“几乎从头到尾没有那种我们在传统小说中看到的、或者是电影特情片出现的、拍电报的‘嘀嘀嘀’的声音，通篇就是讲女特工和小说家两个人的爱情。”

　　此外，故事最终的结局也有较大反转。谈及此，本书译者黄昱宁说：“我在序言里面说到一定要沿着顺序看到最后的结局，因为结局有比较大的反转。但其中争议也蛮多的。有的人为这个结局拍案叫绝，非常佩服他的结局。也有读者觉得小说写到最后比较平庸，为了反转而反转。”

　　陆建德：“英语世界是有‘间谍文化’的”

　　说到书中有关英国间谍故事的内容，文学评论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认为，“英语世界是有‘间谍文化’的”，而“像007这些电影”正体现了西方的这种“间谍文化”。“间谍文化又是跟侦探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福尔摩斯的故事。”

　　他说：“从清末民初开始，就有一大类作品都是这样。中国的读书人不大理解，怎么一个人好端端的，他去做很危险的事情，有时候还是远离家国。”

　　陆建德举例说：“比如希区柯克30年代末拍过一部电影，名字叫《消失的老太太》，是黑白电影。有一个老太太在中欧的国家，是做音乐家庭教师的，想回到英国，坐在大雪封山的火车里面，有一天突然消失了。背后的事情就牵涉到英国和德国的谍战。这个老太太是英国间谍。”

　　他说：“按照中国人的想象，很难觉得一个老太太会做间谍。(在英语世界)间谍是有文化的，而且‘间谍文化’的背后也是可以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差别。‘间谍文化’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国家认同，正是有强烈的国家认同，会为所谓的国家利益做非常曲折的事情。这跟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能觉得他们的行为举止有一点怪，有时候也觉得他们的行为跟传教士有一点像。”

　　徐则臣：“作家不仅仅是一个编故事的人”

　　相比于陆建德对故事情节与其文化背景的关注，作家徐则臣对麦克尤恩在小说写作上的特点似乎更感兴趣。他注意到，在小说最后面，麦克尤恩感谢了很多书和很多人。“这起码说明麦克尤恩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做足了功课，坐足了冷板凳。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他的书桌上摆了一堆书，甚至是一架子书、一屋子书。但是，我们很多作家有的时候对故事和文化的理解比较单一、狭隘，我们的作家写书(时)，桌子上空空荡荡，只有一张稿纸和笔，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

　　他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故事很好看，我们必须追求故事的好看。如果故事的传奇性不在了，故事本身最朴素意义上的好看的东西不在了，我们的小说就什么都不剩了。”

　　在徐则臣看来，麦克尤恩故意“避开了故事的‘传奇性’”。“(如果)你想在《甜牙》中看一个峰回路转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你就要落空了。但是，你在看这个可能不那么曲折动人的故事之后，你看到了很多属于小说的东西。”

　　徐则臣认为，“作家不仅仅是一个编故事的人”。“你(指作家)当然要讲故事，但你不仅仅是讲故事，你还要讲故事背后的那些东西。你要把那些东西纳入到故事里面，这就涉及到如何讲故事、讲出来什么样的故事。”

　　他说：“故事本身肯定是分高下的，这个高下在现在，大概是不以传奇性的影视剧的标准来衡量故事的质量。我们都在说现实生活比小说还精彩，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小说？我们为什么不看新闻就够了？肯定是因为文学提供的故事更为精采。在当下这么复杂的现实中，如果仅仅讲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当然可以吸引眼球，但背后的东西没有传达过来。就像是水上的油花子，好不好看？好看，太阳一照就是五光十色，绚烂多姿。但你撇掉了油花子，下面什么都没有。”

　　徐则臣：好的小说“既要有大的背景，又要有人的幽微内心”

　　此外，徐则臣也谈到了麦克尤恩在本书中对宏大背景和人物之间关系的处理。他认为，在写作谍战、文化冷战这类题材时，中国作家可能“会希望它有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但(这样)反而会把人忽略掉”。“我们很多的所谓的史诗、所谓的宏大叙事，其实完全是以压抑个体、压抑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代价的。”

　　他说：“假如把它比喻成一个舞台，我们的舞台背景非常辽阔、非常宏大，背景成为了小说的主体。人变成了非常小的被整个背景压抑下的那么一个个人，像牵线木偶一样；甚至有时候只关注到了背景，而人被忘记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故事的走向、故事的轨迹可能是一个宏大背景的故事，反而人的内心中非常曲折、微妙的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

　　徐则臣说：“我们整天说文学就是人学，其实小说最珍贵的东西肯定是人内心的那样一种波动，人的内心的困惑、幽暗等等那些东西。那个东西呈现出来了，这个小说留下来的时间可能更长，否则会变成社会学的著作。”

　　在徐则臣眼中，好的小说“既要有大的背景，又要有人的幽微内心”。“(好的小说)是把大背景和人的幽微内心结合起来，是看人的起伏。一个大历史或者文学里面的历史，它如果产生价值，或者说有审美价值，它一定是通过人物内心那种非常微妙的、非常细微的、非常日常的东西表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