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美国有两个“高富帅”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相约干一件超完美谋杀案,目的就是抖搂聪明。他俩19岁,高大英俊,是芝加哥大学的风云人物。一个是鸟类专家,叫李欧普,小小年纪会说15国语言,另一个叫娄伯,迷恋在犯罪中耍自己的聪明,李欧普则迷恋他,一件恶行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租了一辆车,随意性地抓了邻居14岁少年巴比,在车上杀了他,然后向其父勒索一万美元。住豪华小区的高智商青年低估了警察的能力,警察的破案可说是既快捷又漂亮。他俩被捕后,万分奇怪:“我们怎么会被抓呢?我们演练过好几遍啊。这只是实验罢了,跟昆虫学家钉住一只甲虫没有不同。”
冷血,无动机,不悔过。更可恶的是,当李欧普从报纸上读到,被害少年的母亲说不希望看到两个人上绞刑台,只是希望问问巴比死的时候痛苦吗,他的反应是:“很高兴。她的复仇心并不强,那对我们有利。”
娄伯和李欧普富有的家长请了美国当时最最著名的大律师丹诺为他们辩护。大律师的辩护策略是在认罪的前提下,提出反对死刑的结辩,陈述长达12小时。虽然检察官对此嘲讽:“倘若他们两人有兔唇的话,丹诺先生大概会要我为起诉他们道歉。”但丹诺的策略奏效了,娄伯和李欧普虽均被判处长达近百年的刑期,却逃过一死。
台湾作家张娟芬在《艰难的杀戮》中写这个段落,是为了说明反对死刑的经典论述的由来。张娟芬全书用四个部分来一步步推进其反对死刑的观点,不光有故事,从第二部分开始,张娟芬通过自己深度参与的社会实践来逐步强化这个观点。
2010年台湾掀起一场全民性的讨论,议题即是否应废止死刑。这议题早已有之,但偏隅于学术界,在台湾成为公众议题的背景是,自2006年1月开始,全岛4年内没有执行过一起死刑,这是两任“法务部长”施茂林和王清峰拒绝签署执行令的后果。但到2010年3月,受支持死刑的民意压力所迫,王清峰宣布辞职。新“部长”曾勇夫履任10天后,就签署了4名死刑犯的执行令。《艰难的杀戮》是这场讨论的成果之一。
娄伯和李欧普不该杀吗?用死有余辜来形容,似不过分。
春节前,一个久违的同学来单位找我。一见到他,我吃了一惊,虽然明显地修饰过,但仍看得出他与年龄不符的苍老。当他把所来何事一说,我又吃了一惊。可以说,这震惊到现在都没有平复。他80多岁的老母亲在家中被杀,作案细节用“手段极其残忍”、“性质极其恶劣”来说明,一点也不过分。
公安通知他以后,他对我说,老同学,我真的是一夜白了头。
在刑侦阶段,他感觉不能就这么等着,他想做点什么。他想写万言书,想寻求公众的支持,想做点什么来宣泄内心的恨意。他说,只有一个要求,判决犯罪嫌疑人死刑。老同学这个要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太正常了,太平实了。我想,对废止死刑这个议题,老同学会作何感想?
如今,在辩论中常用也常被用的一种诘问方式是“情境设问法”:“如果你的母亲被杀,你还同意废止死刑吗?”很讨厌但似很有力。但真有愣头青咬牙说同意,议题马上被更换,“你真没人性”。被诘问者永远处在下风。
哦,人性。万事拼到最后,都避不过一个人性。人死不可复生,处死当慎重。据《虽然他们是无辜的》说,美国死刑的误判比率约是七比一,有媒体比喻说,如果一款飞机每七架就要摔一架的话,它早就该停飞了。但死刑废止比飞机停飞要复杂得多,也艰难得多。
看似张娟芬的努力没有得到硕果,但问题得到了充分讨论,而充分的理性讨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如今三年过去,这些讨论依然鲜活。张娟芬说理恳切平实,层层递进,语言毫无出新之处,你想找个“亮句”都不容易,但你不由自主地被牵引着向前走去。
为本书大陆版写序的是何帆。何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刑法学博士,也是一个著名的作者兼译者。在序中,他写了他亲历的一幕:死囚即将被执行枪决,突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个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初次碰见这种请求,一脸疑惑地看着负责刑场指挥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下令:“给他挪挪。”然后告诉全场工作人员:“大家要记住,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何帆说,无论社会和法律发展到哪一步,每个人的心底,都应为人性和尊严保留一块敞亮的空间。议题如得到这样的成果,同样无比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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