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知己知彼之态

1955年的张爱玲是迷惘的。那感觉好像海上的大雾,她是一只船,希望是远处若隐若现的灯塔,遥遥地用光做缆绳,系着她,慢慢朝前走。太平洋的风呼呼地吹过来,无边无际,她站在船边,更有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1953年的美国难民法案给了张爱玲机会,她能够以“学有所长”者的身份由港赴美,拿到绿卡,日后还有机会成为美国公民。张爱玲找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文化专员麦卡锡做担保人,展开了新的冒险之旅。三十六岁,早已过了冒险的年纪,可为了写作前途,为了更好的生活,她不能不赌一把。
　　张爱玲对参与政治的兴趣不大,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写作者,她迫切需要为自己找一方可以枝繁叶茂的土壤。20世纪50年代初期,张爱玲为了谋生,在潜意识里,也可能想向新的文艺路线靠拢,写了一个类似“急就章”的长篇连载《十八春》,发在《亦报》上。结构是借鉴美国作家马宽德的《普汉先生》,题材还是乱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只不过结尾处,她给故事安了一个“很时髦”的光明尾巴——让男女主人公跳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去革命,去广大天地里。她还写了《小艾》,一个女佣的故事,努力在题材上调整——新时代到了,再写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曹七巧的故事显然有点“不合时宜”。可改变毕竟是痛苦的,并且对这种改变,张爱玲也有点抵触,多年之后她把《十八春》改成《半生缘》,恢复“真身”,让人物找到他自己。不能说更合理,但终究体现了张爱玲的一种导向。
　　张爱玲以“炫目”之姿成名,用胡兰成的话说,她本人是“女学生样”,却能让人有六种震动。张爱玲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存在感,不只是触目的身高,更是一种气质,艳异的、诡谲的,她的文字氤氲缠绕,她早年更是在着装上下功夫,穿清朝的旗袍,喜欢刺激性的颜色,葱绿配桃红,看得人眼晕心颤。她走到街上,小孩子要跑过来指,说那是张爱玲,张爱玲。就连跟李香兰这样的电影演员合照,她也戛戛独造,来个低眉,顺利抢镜。身为作家,张爱玲的确有种style,参差、华丽、苍凉。在乱世纷繁的杂乱底子上,她仿佛一个云头,拔地而起,大家都来看。但若放到新时代,千篇一律的底子上反而显得她的一切都那么“奇怪”。文章写不好,还好硬着头皮转型,这是间接的,可就连穿衣服这种贴皮贴肉的直观事体,张爱玲也瞬间发现自己失去了选择权。
　　1950年的文代会,别人都是一身蓝布装,她却是一身“低调”的白色镂空绒线衫罩旗袍,尽管坐在最后一排,她还是感到了“惘惘的威胁”。但她还是写,1951年,她参加了旅行团,去杭州实地体验生活,为写一篇以西湖为题材的小说。《十八春》也在《亦报》连载完毕,出了单行本,开座谈会的时候,张爱玲也到会发言,尽职尽责。三十出头的张爱玲,已经不像几年前那样放恣了,但她还是有些悚然。
　　(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蚤满华袍:张爱玲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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