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惨案：“那段惨痛历史无法忘记”

　　“五三”前，日本人已经开始横行济南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了耻辱的“二十一条”之后，日本政府就开始往济南派兵。一战后，日本更是趁德国战败之机占领了胶济铁路沿线。当时日本在济南并没有租界，但它却占领了济南的许多地区。
“当时经七路以北、经一路以南商埠地区聚集了大量的日本侨民；馆驿街和经二路之间也住有很多日本浪人”，王昭建老人说，“当时日本侨民在济南的活动场所很多，除了一些商埠外，还有日本体育场。那些日本浪人都很坏，经常欺负济南的老百姓，到处寻衅滋事。”
据王老介绍，在“济南惨案”发生时，一些日本侨民一下就变成了日军的“后备军”，不仅为日军提供物资，有的甚至还直接参与了野蛮屠杀。

　　正谊中学的“红屋顶”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时，时年17岁的王昭建正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宁静的校园也没能逃过日军的炮火。惨案发生时，位于大明湖南岸的正谊中学正处在受害中心。日军的炮火掀掉了校舍的屋顶，轰炸过后，校园内到处是断壁残垣。正谊中学校长鞠思敏吩咐事务处，凡是被击毁的屋顶，一律补上红瓦(原为青瓦)，残垣断壁，原样不动。“我记得当时鞠校长说，‘五三’惨案是我们的国耻，补上的红瓦就是我们死难同胞的鲜血；弹痕累累的残垣，就是国耻碑志！”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王老有些动情。
据王老回忆，经过几日的激烈战斗，日军从陈家楼、南圩子门等地方进入了济南外城。日军进城后为所欲为，进出民宅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日军在英贤桥、普利门、杆石桥等几个地方设置关卡，老百姓进出城门，必须下车向他们鞠躬。“我当时住在东门里的高墙后街，有时候我去商埠区找朋友都得从小路绕着走，生怕碰上日本人。”
日本人的炮弹不仅把济南城打得千疮百孔，同时也打断了青年王昭建的“求学路”。“日军进城后，济南所有的学校都被迫停了课，当时整个济南城就没有中学了”，王老说，“在日军统治济南的一年内，为怕学生集会游行，不允许各学校开课。当时只有商埠的黎明中学和城里的济美中学被获准开课，这两所学校都是教会学校，我只好在济美中学上了一年半。”

　　纪念“五三”，理发馆都取名“五三理发馆”

　　王老回忆说，“济南惨案”发生后，为了缅怀在惨案中牺牲的军民，全省各地都以各种形式表示纪念。当时，许多商号都以“五三”命名，有的商店叫“五三商店”，有的饭店叫“五三饭店”，甚至有的理发馆都叫“五三理发馆”，当时的山东省体育场也被称为“五三体育场”。
“每年‘五三’的时候，全省都会举行活动表示纪念”。王老说，“每星期一学校升旗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要念孙中山遗嘱和‘勿忘五三、勿忘国耻’这两句话，一直到抗战的时候。”
不过，从抗战胜利后，“济南惨案”已经很少有人提及，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济南惨案”才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为建“五三”碑，八人联名上书总理

　　1992年，王昭建的同事、山东省文史馆馆员马节松提出为“济南惨案”重建纪念碑的建议。由于涉及新建纪念性设施需经国务院批准，1994年，王昭建、马节松以及当时的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严庆清等八人联合签名，向国务院总理李鹏寄去了一封建议建立“济南惨案”纪念碑的信。
1995年4月26日，济南市委就重建“济南惨案”纪念碑召开专门会议，决定拨款30万元，重建纪念碑。重建工程于当年8月底完成，9月2日举行了纪念碑落成仪式。
王老说，现在各级政府对“济南惨案”越来越关注，不仅重建了纪念碑、纪念亭，现在还建起了纪念堂，对此，他感慨万分。“只要我们这些经历过‘五三惨案’的人还活着，就要为历史作个见证！要让我们的后世子孙都牢记这段惨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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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惨案大事记

　　1928年4月7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宣言。
18日日军借口护侨，派陆军赴山东。
26日日军斋藤旅团开抵济南。
29日北伐军抵济南近郊。
30日奉系军阀张宗昌逃离济南。
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进入商埠的部队受到日军阻止。
2日蒋介石抵达济南，下令不与日军发生冲突；福田彦助率日军第六师团主力抵达济南。
3日日军蓄意挑衅，与北伐军发生冲突，残杀中国军民千余人。外交官蔡公时被害，中国军队撤出商埠。
4日日兵继续沿街放枪，随意杀人。蒋介石下令“决不能与日军冲突。”
5日除少数军队留守济南外，北伐军余部撤出济南，渡黄河绕道北伐。
6日日军继续扩大警戒范围和寻衅滋事。菲律宾华侨集会声讨日本人制造济南惨案。
7日福田彦助提出五项无理要求，限北伐军12小时答复。
8日日军炮轰济南，方振武部据守内城城垣，拒不缴械。
9日斋藤旅团与李延年部在西门激战。
10日日军从四里山等高地架炮轰击济南城。是夜，济南守军奉命撤出济南。
11日日军正式占领济南，一年后方全部撤出济南。
(据《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济南市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