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日，一声响亮的啼哭，郑州市民赵女士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了，比预产期晚了两天。

　　“我当时高兴得都哭了！怕他早出来，我躺在床上一周没敢动。值了！”38岁的赵女士说。

　　赵女士的兴奋不只是因为她的二宝出世，更因为他出世的时机。

　　这个幸运儿出生的日子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天，这意味着，他是合法出生的，他的家庭也无需承担任何超生处罚。而如果他早一天出生，情况将完全不同。

　　2016年1月1日，不光对赵女士一家，对中国民众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实行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中国进入了全面两孩时代。

　　离预期有多远 

　　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之前，最大的悬念就是，放开之后到底有多少人会生二孩？如今一年已满，虽然统计数据尚不完全，但全面两孩的基本效果已现端倪。

　　有学者认为，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非常严峻，全面两孩政策根本无法改变这一危机。

　　全面两孩政策开放前，不少机构预测将会出现明显的生育堆积。至于第一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各方预计从400万到七八百万不等，个别学者的估计更是超过千万。即使是最保守的预测，2016年增加的出生人口也会超过200万。

　　从各省市的建档分娩数据看，2016年的确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孕产人数明显上升的现象。以北京为例，2014年新生儿数量为20.8万人，2015年为17.2万人。根据北京市卫计委的预测，2016年全年新生儿数量将可能突破30万人。

　　北京新生儿数量激增，除了外地来京孕产妇增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高校、国有企业总部等。这些部门的员工恰恰是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最强的人员，也就是说，这批人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前超生的比例非常低，因此在政策放开后生育意愿的释放更加明显。

　　来自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分娩量为15489人，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0%。同样，来自山东、江苏等县市医院的数据都表明了孕产人数的明显上升。

　　南京大学人口学者陈友华表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出现一定的生育堆积是非常正常的。

　　“如果生育政策放开之后都没有明显的生育堆积，那就太可怕了。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这个生育堆积太大，而是太小，太短暂。”陈友华说。

　　目前，2016年全年的新生儿数量尚未公布，但已有部分部门和机构做了预测。在直属卫计委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官网首页上，有一个每秒钟都在变动的人口时钟，实时显示中国人口总数和出生人口数量。2016年12月31日，该人口时钟显示2016年出生人口的总量为1618万人，低于2015年1655万的出生人数。

　　按照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2016年11月一个人口论坛上的说法，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预计超过1750万。王培安表示，这个出生人口数据与全面两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

　　与2015年1655万出生人口相比，1750万意味着全面两孩第一年出生人口增加的数量在100万左右，大大低于此前的预测。

　　谁在生二孩？ 

　　根据卫计委的统计，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约9000万对夫妻中，60%以上女性在35岁到49岁。具体来看，过去一年中，都是哪些人生育了二孩呢？

　　就区域来看，如果数据属实，全面两孩政策在山东的效果比较明显。根据山东卫计委的数据，山东省1~9月份一孩出生38.1万人，占出生总数的37.9%；二孩出生60.3万人，占出生总数的59.9%，增幅38%。贵州卫计委的数据显示，2016年头九个月，全省常住人口出生数为32.46万人，其中二孩占46.98%。

　　从具体人群来看，全面两孩第一年中生育二孩的70后呈现增加趋势。

　　70后在全面两孩实施第一年生育二孩的积极性相对较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年龄不等人。

　　15~49岁女性被确定为育龄女性。2016年，70后的年龄在36岁到46岁，已经处于育龄期的末端。对70后女性来说，生育二孩的时间窗口已经非常窄。要想实现再生育的愿望，就必须想方设法，尽快怀孕。

　　受年龄因素影响，70后，尤其是1970~1975年出生的女性，再孕的难度比较大。记者曾观察一个建于2016年初的75前备孕微信群。加入这个群的都是生二孩意愿很高的积极分子。最初群里有100多人，每天很热烈地讨论备孕方法，现在这个群只剩下50人左右，发言也很少，偶尔有人发发广告。一年以来成功怀孕来群里报喜的算下来不到10%。

　　部分70后抓紧拼二孩的急切心理从各医院妇产科的建档人群中也可看出。据北京市复兴医院妇产科主任姜桂英介绍，今年以来，来建档的高龄产妇明显增多，有些人自然受孕不成功就选择了做试管婴儿。

　　她认为，今年上半年孕产妇死亡率比去年同期上升3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面两孩政策放开后，部分高龄育龄女性集中赶末班车生二孩。

　　相比而言， 80后就从容得多。

　　从年龄看，80后在26岁至36岁，由于晚婚晚育的趋势，这个年龄阶段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结婚，另有一部分人头胎孩子刚出生不久，一部分不愿意要二孩，即使愿意要的，也不像70后那么着急。

　　这就使得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出现这样一种错位，部分拥有较强生育意愿的70后由于年龄问题怀不上或者出于顾虑放弃生二孩，年龄较轻的80后生育二孩的意愿又不那么强，简单说就是，想生的生不出，生得出的又不愿意生或者不着急生。这种错位最终将在全年新生儿数量上显示出来。

　　而从整体看，民众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强烈。根据全国妇联的最新调查，有53.3%的受访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在城市，这一比例超过60%。

　　计生系统的转型挑战 

　　全面两孩政策既是生育政策的历史性转折，也是计划生育系统的巨大挑战。这意味着计划生育工作旧有的人口观念、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都要进行大变革，需要真正从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转向提供服务为主。

　　与转变工作内容相比，转变人口观念任务更加艰巨。

　　浙江省一家事业单位的计生办主任告诉第一财经，一般来说，基层的计生工作人员对全面两孩政策是欢迎的，因为工作难度大大降低，压力变小了。

　　“政策放开了，不需要再强制着不让人家生二孩了，我们轻松多了。”这位有十几年计生工作经历的主任说。

　　处在计生系统不同级别领导岗位的人士对于全面两孩政策的心情比较复杂。“我感觉到他们不大情愿，还是有拖延抵抗的心态。原因很简单，就是改革之后还有没有位子。”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计生内部人士说。

　　据第一财经调研，一方面由于习惯了过去管控人口的工作方式，对新的服务工作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熟悉，另一方面由于旧有的“人口是负担”传统观念，在不少地方还存在对全面两孩政策的消极抗拒和拖延。

　　这具体表现在，国家层面目前的政策口径是鼓励按政策生育，也就是鼓励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但在部分地方力度远远不够，反而设置种种障碍阻挠。一位读者向第一财经反映，山东一所高校，仅仅给生育二孩的女教师60天的产假，远远低于《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158天。

　　除此之外，过去独生子女政策下的计划生育考核体系依然未变，计生体系仍然按惯性运转，管理和控制意识浓厚，服务意识不足。广东某市的计生部门2016年仍然发文，要求在录用、聘用员工时必须查验计划生育情况证明，超生人员未处理或处理期未满五年的，不得录用、聘用。

　　也有个别地区的计生机构意识到当地的低生育率形势严峻，提出积极具体的鼓励生育呼声。比如今年9月宜昌市就发出公开信，呼吁公职人员做表率，形成生育小气候。

　　但此公开信很快从网上撤下。有关人员也不再发声。

　　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之后，多位人口学者建议，应该通过延长产假、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等做法，减轻生育二孩家庭的养育成本，鼓励更多人生育二孩，否则全面两孩政策也有可能像单独两孩政策一样遇冷。

　　从过去一年的实际看，鼓励生二孩的做法远远没有到位，相反，在部分省市的计生系统和单位，阻碍政策落实的现象屡见不鲜。

　　低生育率大势难改 

　　增加劳动力供应、缓解老龄化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两大初衷。王培安在全面两孩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每年新增的出生人口平均可能达到300万。到2050年可增加约3000万劳动力，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降低2个百分点。

　　第一财经采访了十余位人口学者，尽管对于目前生育率实际水平判断略有不同，却一致认同，从目前全面两孩的实施情况来看，增加出生人口的效果难言乐观。

　　北京大学人口学者李建新认为，目前80后成为婚育主体，这一群体婚育年龄的推迟趋势非常明显，主动选择不婚或不育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育龄妇女正在迎来断崖式减少，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非常严峻，全面两孩政策根本无法改变这一危机。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学者郑真真认为，尽管2016年全年的出生人口数据还未公布，但是可以看到，中国在2014年后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并过渡到目前的“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出生人数并未出现大幅度增长。

　　她提醒，有关部门应该注意到，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部分地区和文化中依然存在男孩偏好，早育、多育在绝大部分人口中已经不是主要问题，而少生、晚生在一部分地区尤其是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优先关注的问题应当是长期低生育的风险，而不是对个别三孩出生的控制。”郑真真说。

　　根据2013年全国开展的城乡群众生育意愿调查，中国民众的理想子女数为1.93。卫计委官员多次引用这个数据，来证明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可以基本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

　　由于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存在较大的落差，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根据不同学者的研究，大致在1.4~1.6之间。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表示，即使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对生育率的影响也已经很小了，因为影响生育率的不光是生育政策，还有子女照料、女性就业和城镇化等。考虑到人口跟资源环境各方面的紧张关系，应当稳妥推进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

　　李建新、陈友华、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等多位人口学者认为，既然目前的政策生育率已经高于民众的生育意愿，三胎以上的超生数量很少，控制生育的成本过高，没有必要继续。他们建议不要止步于全面两孩，而是应该尽快放开生育限制，把自主生育权还给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