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始创新”的引擎在哪里

　　困惑“新能源”产业的关键技术瓶颈，有可能被一个18岁的印度裔美国女孩打破。

　　据称，最近在美国凤凰城举行INTER国际科学工程大奖赛上，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艾莎·卡瑞凭借革命性的充电器发明，获得了5万美金大奖。这种“超级电容器”体型更小，仅需20秒左右就可以充满一部手机，且能长时间保存电量。

　　卡瑞的学习专业是纳米化学系，这项发明充分运用了纳米技术，保证其体型迷你，能够处理上万个充电周期，比普通电池高10倍。未来可以应用在手机、汽车或任何使用重复充电电池的设备上。谷歌公司已准备将她的新发明推广应用。

　　类似的科技“原创”新闻，总是在后金融危机的时代吸引人的眼球。目前，全球范围都处在“技术红利”即将到头的转折点上。没有新技术突破，就很难看到世界经济能够走出低谷，实现真正的复苏。

　　对中国而言，“原始创新”问题，同样是十八大后经济学界最热衷的话题之一。据统计，在十八大报告全文中，有57处出现“创新”一词，“原始创新”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第一高度”。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同时是制造业利润的“小国”。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能源和人力后，中国的某些加工型企业只能拿到“薄如刀片”的利润。某种意义上说，创新驱动是“被逼出来的战略”，因为没有货真价实的原始创新，中国只能眼看着高端产品的丰厚利润望梅止渴。

　　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有效专利共计222万件，其中有效发明专利56万件，占25.5%；在国内有效发明专利中，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分别为46.5%和39.2%；发明专利比重相对较低，只有14.2%。

　　与此相反，发达国家的有效专利是以发明专利为主，占国外有效专利总量的78.6%，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仅占19.3%和2.1%。

　　尤其糟糕的是，中国在科技人才的评价标准上，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技术开发，都把论文数量、项目数量、经费数量，作为主要评价标准，而对科研的价值和实际贡献缺少重视。这造成中国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前列，但同时原始创新能力远远不足。

　　中科院学者柳卸林曾批评国内的科研立项体制。中国的科技立项，总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标杆，“似乎只有人家立项了，我们才敢做，人家没弄过，我们就犹豫，担心害怕风险。”

　　这是一种“最大的不自信”，不敢在前人未曾开垦过的土地上播种，怎么能够收获别人未曾收获的果实？

　　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两位作者在评价中国经济的新书《红桃皇后的奔跑》中称，像联想和百度这样中国知名的企业，不是在制造低成本的西方技术产品，就是将西方的创新技术加以改造来适应中国市场。而中国的风投家们聚焦在诸如旅馆业、农业这样成熟的产业上，或者在对凭“拿来主义”支撑的技术企业的投资上出手阔绰。

　　他们讽刺说，“中国可以成为世界上最高效的生产车间，它并不需要成为世界上最前端的实验室”。

　　事实上，不论是学界还是产业界，对中国经济在原始创新上“老是差口气”的症结，其实都如鲠在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