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Guy S.Alitto在六十年代刚考上研究生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一个猛子扎进了文言文的汪洋大海，却差点没给淹死。
吭哧吭哧地啃了两年的《论语》和《孟子》，这个芝加哥大学的高材生满口“之乎者也”，但是在中餐馆还是不会用中文点菜，甚至连“你好”都不会说。
“我们本来应该学现代汉语，再学文言文的。但是当时没人知道啊，”Alitto说。他现在已经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历史教授，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在我读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中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中文课很冷门。没有什么人学，也没有什么人知道该怎么教。”
六十年代的美国，除了几所常青藤大学，很少有高校提供中文和跟中国相关的课程。即便在有汉学课程的大学，人们对于中国也很陌生。Alitto说有的教授能够轻松阅读甲骨文，但是没法说一句完整的普通话。
Alitto的研究生导师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字：艾恺。“艾”来源于他姓氏的音译，“恺”意味着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当时要成为一个汉学家的确需要一种乐观的精神，”他说。
但是现在，美国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中文课。Alitto在芝加哥大学执教“中国文明概论”。他的学生从几年前的7,80人涨到了今年的127人。
“学生一年比一年多，”他说。“学习中国文化的学生数量跟中国GDP发展的走势几乎一模一样。”
“为什么台湾的SHE唱‘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他说。“因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所以在学术界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资料，四十年代的英国大学中，只有26人在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到了90年代，英国有160多个中国方面的专家为各行各业服务，其中60%都在研究当代中国。
1963年，全美国仅有33人获得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而到了1993年，服务于美国大学、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各类中国研究专家已逾万人。19世纪时，美国没有一家专门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汉学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年建立)、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1884年建立)中所占比例均十分有限，而目前仅哈佛大学就有十多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兴趣已经超出了汉学家的圈子。商人，教师和出版商们都开始关注中国，”《毛泽东传》的作者Ross Terrill说道。他早年师从基辛格，现在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研究员。“对于中国的了解已经不仅限于汉学家。这样很好，因为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来理解中国。”
Terrill说在哈佛的校园里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孔子学院也为推广中国文化进行了很多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即使当美国人去南美，去非洲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见到中国人和中国的项目，”他说。“中国不再是一个只能靠汉学家介绍的地方，你可以亲眼看到它的影响。”
Terrill说中国研究还有很多发展空间。“如果你想做一个研究蒋介石的博士论文，也许我们会需要，因为关于他的著述还不完善，”他说。“而且现在有很多新的领域，30年前几乎不存在。比如说，对中国法律的研究。现在人们相互打官司，但是我当学生的时候很少听说。”
但是，Terrill认为汉学家应该保持客观，不应该跟牧师一样号称自己真理在握，而只能陈述自己发现的事实。
八十年代，Terrill写作出版了《毛泽东传》，至今在中国已销售了180多万册。他说。“相比中国学者，我没有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我只是试图理解毛当时的想法，他的成功，失败和矛盾。把毛当做一个人来描绘。”
除了海外学者的热心参与，中国社会也向外国研究者敞开了大门。
2012年，Alitto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演讲时，受到了听众们的热烈欢迎。当他步入讲台时，掌声和欢呼声从500多名听众中爆发出来。Alitto作了个揖，随即用流利汉语奉上了一堂关于中国哲学家梁漱溟和儒学的讲座。
他说现在美国连高中都有中文课程，人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来中国旅游，居住。互联网时代更是给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便利。从前他为了查阅资料不得不远赴重洋，如今只要点点鼠标就可以找到了。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顾钧教授介绍说，海外汉学研究给国内学术界带来了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他举例说，有些国外的研究者对鲁迅评价不高，有的弄不清贾宝玉是男是女。“‘三人行，必有我师’，外国学者可能会问‘这三个人里面有没有女的呢？’，”他说。“这些观点不一定对，但是的确给国内的学者带来了新的刺激，也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比如说社会学的角度，后现代的理论，女性主义的视角等等。”
没有语言的障碍，中国学者在汉学研究上有先天的优势，但是也要注意学习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并且给出中肯的批评。顾钧表示，过去十年不但是海外学人学习中国的时期，也是中国热心向海外推广中华文化的十年。
孔子学院自2004年成立以来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拥有超过50万的注册学生。外文出版社在过去半个世纪，用43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出版了2万多种中国图书。
“我现在有些担心人们过多地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不是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传统。学生转向汉学研究仅仅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如果经济增速减缓，汉学研究有可能会走下坡路，”顾钧表示。
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资深汉学研究员Ralph Weber认为经济崛起不应该成为学者关注中国的唯一原因。
“就像当日本经济腾飞时，日本研究也流行一时。之前，欧洲大学很少教授非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元化。这是一个健康的发展，”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