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资料图）
民国时期，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四位，就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大姐张元和，情系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张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结为伉俪；三姐张兆和因为作家沈从文的追求而名声在外；四妹张充和，擅书法昆曲，成为汉学家傅汉思的夫人。
“合肥四姐妹”的故事牵动着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想象。如今，四个传奇家庭只剩下108岁的周有光和刚跨入百岁的张充和。7月，《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一书出版，书中记录了耶鲁大学高级讲师、旅美作家苏炜与张充和的谈话。在张充和的故事中，不仅能看到民国最后一位才女的生活点滴，更记录了百年间她对传统审美价值的坚守。
众星捧月的“张家四小姐”
张充和1913年生于上海，祖籍合肥，是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民国时期，她的昆曲、诗词、书法造诣皆秀逸超凡，成就件件文坛轶事。
由于身处灿若星辰的一众名家贤士之间，张充和的知交师友中有胡适之、沈尹默、章士钊、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张大千等等。抗战年月，这位正当韶年、俏皮聪慧的“张家四小姐”，在一群“国粹”长者中间穿梭来去，恰如烽火战场间绽放的春兰秋菊，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疼爱和娇宠。
1933年，沈从文与三姐兆和在北京结婚，张充和去参加婚礼，随后就一直居京。家里人劝她考大学，她于是就到北大旁听。当时北大入学考试要考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张充和的数学得了零分，但国文考了满分，尤其是作文《我的中学生活》写得文采飞扬，受到阅卷老师的激赏。试务委员会爱才心切，不得已“破格录取”了她。
那年代北大中文系名师济济，充和受益良多。三年级时充和患肺结核，不得不休学，无缘得到北大的学位。康复后，《中央日报》的储安平留英，正缺人手，张充和就到副刊《贡献》当编辑，写散文、小品和诗词，初露才华。
深夜为沈从文写诔文
沈从文长子沈龙朱曾回忆：“我从小跟四姨接触是最多的，她在北京待过，主要就住我们家。”因为与沈从文一家接触较多，张充和对沈从文有着许多深刻的记忆。湘西凤凰沈从文的墓上就有张充和提的四语诔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在这段诔文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沈先生走的时候，北京的一个侄子给我打电话，让我写一副挽联，说第二天开追悼会就要用。”张充和说，“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着，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磨，写字，顺手就写下了这四句话。不折不从，说的是沈先生的坚守。”写好用传真机传真过去，大家都说好。“更神怪的事情还在后面呢！他们说，我把沈先生的名字也嵌在里面了。我倒大大吃了一惊！仔细一看——唉呀呀，可不是吗？四句话的尾缀，正是‘从文让人’！”
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
在重庆时，才貌双全的张充和尚待字闺中，石榴裙下尾随着一批追求者，用情最专最深的当数诗人卞之琳。当年卞之琳的名作《断章》传闻是为张充和而写，诗中的“你”就是卞之琳苦恋了几十年的“张充和”。虽然不及徐志摩与林徽因、张爱玲与胡兰成等几段著名的罗曼史，“卞张之恋”也算传扬久远了。可张充和却直言，“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张充和回忆道，自己在进北大之前，就在校园见过卞之琳，又来又在沈从文家里碰见过，“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拼命给我写信，至少有过几百封信吧。”在张充和眼里，卞之琳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因此从来没有跟他单独出去过。
最终还是做了“蔡文姬”
抗战爆发，张充和随同沈从文一家流寓西南。那时来往的很多朋友都是西南联大的，跟闻一多很熟。张充和回忆说：“闻一多性子刚烈，朱自清则脾气很好，都说他是不肯吃美国面粉而饿死，我听着不太像，这不像他的秉性所为。”
哈佛华裔教授李欧梵曾将sentimental（感伤、滥情）翻译为“酸的馒头”，张充和谈起朱自清和冰心的早期写作，也用上了这个时髦的词汇：“那时候白话文运动刚开始不久，我看他和冰心早期的写作，都有点‘酸的馒头’。”
一年后她在重庆教育部下属的礼乐馆工作，整理礼乐。期间登台演唱的一曲昆曲《游园惊梦》，曾轰动大后方的杏坛文苑，章士钊、沈尹默等人纷纷赋诗唱和，成为抗战年间一件文化盛事。章士钊曾将张充和比作东汉末年的蔡文姬。这让张充和十分不悦，认为是“拟于不伦”：“我是因为抗战从苏州流落到重庆，怎么能跟因为被匈奴打败流落到西域嫁了胡人的蔡文姬相比。”
但最终，张充和还是被章士钊一语言中，1948年11月，张充和与德裔汉学家傅汉思喜结秦晋，次年1月双双赴美定居。傅汉思在耶鲁大学教中国诗词，张充和在该校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和昆曲，并从此致力于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
2009年，一众弟子与张充和在美国东亚图书馆为张充和举办的祝寿展览上。左三为张充和，左四为本书作者苏炜。
专访《天涯晚笛》作者、旅美作家苏炜
“她是真山真水之间的留白”
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的旅美作家、批评家苏炜，是张充和的耶鲁晚辈与近邻。多年来，苏炜经常登门求教，学习书法、诗词，并将张充和讲述的点滴故事写成《天涯晚笛》一书。8月1日，在苏炜来深演讲之际，记者在他下榻的宾馆采访了他。苏炜告诉记者，张充和生性淡泊，不认为自己是值得立传的人物，但又非常爱惜羽毛，不愿意别人乱写她。
生性淡泊不愿立传
《文化广场》：这本书的故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记录的？
苏炜：最早我是在美国的一个友人婚宴上认识张充和老先生的。我发现跟她聊天，她说的都是史书里面的故事，可以入史的，她交往的人都是胡适、张大千、沈尹默这些人，我每天都跟她在一块儿，天天都有机会跟她聊天。后来我写了《香椿》一文后，别人也这么劝我，让我把那些宝贵记忆记录下来。我2006年就跟她说了，当时她一直不愿意，我说您就跟我随便聊，你讲我记。她这个老人是愿意怀旧的，所以哪怕你跟她讲一个杯子，她就说，啊，那次我跟张大千怎样怎样。任何一个事情她都能给你讲出一个好玩的话题来。我这本东西写得很随意，我只是作为一个记录者来记录张充和讲述的故事。
她是一个太有意思的人
《文化广场》：那时候她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苏炜：张先生一直是独立生活。那时候有个叫小吴的人照顾她，好像是苏州来的，在美国陪读的一个年轻人，晚上她没有人照顾的，独自睡。我家离她家比较近，只有十五分钟的路，但是她从没求过我陪伴她。但是现在她年纪大了也不行了，之前独立生活时半夜里还摔过几次，让人挺着急的，所以雇了一个24小时的保姆去陪她。
《文化广场》：她还写字和唱昆曲吗？
苏炜：昆曲她有兴致就唱，写字是每天都写。她是一个太有意思的人了，我算是她最后的入室弟子，我带我的学生跟她学了两三年的字，每星期都到她家里写字，她一写字就神采焕发。后来她因病住院，我想取消，但是她不愿意，她说写字就是最好的休息。一直到98岁，她都是每天写字的。小吴跟着她后来学会了吹笛，她唱，小吴吹笛，很和谐。张充和身上的优雅和风范我真的希望在年轻一代身上传下去。
晚年另一个支柱是回忆
《文化广场》：她现在的情况如何？
苏炜：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记忆力比较差。现在很多人她不记得了，会张冠李戴，但她不会认错我。《天涯晚笛》的港版出的时候她看了，她保姆说她常常看了就笑，我问她你看了怎么样？她只说了两句话：好极！好极！她现在说话都很简洁了，话很少。
她现在还唱昆曲，平时精神不大好，但是一到昆曲就来精神了，神采焕发的，这一点让我很吃惊。她生命里的两个支柱是书法和昆曲，晚年还有另外一个支柱就是回忆，2007年那时候还很活跃，我大概半个月前去看过她，她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样讲起一个话题，回忆就滔滔而来，现在很少话了。坦白说，我很庆幸做了这个事情，写了这本书。
不是“闺秀”是现代才女
《文化广场》：在你眼里，张充和的形象是怎样的？
苏炜：其实很多对张充和的说法并不是那么准确，比如说她是“最后一个闺秀”。这说法太陈旧了，张充和是一个现代才女。她是进入北大国文系最早的几个女生之一，她是受过正规的现代大学教育的，在国民政府里边她是参加编教科书的，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礼乐馆的一个正式雇员，高级知识分子，她是顶替鼎鼎大名的储安平作为中央日报副刊《贡献》的主编。她是跟林徽因、张爱玲同时期的人，但是现在我们谈起林徽因、张爱玲不会觉得她们是一个闺秀，所以张充和也不是。
“最后的闺秀”的说法其实是张允和写她自己的那本书，叫《最后的闺秀》，张允和倒是可以叫做“最后的闺秀”，因为她一直是家庭妇女。了解张充和的人都知道，她一方面很温和，很委婉，闺秀气在她身上很充分，那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高贵气质很清晰，所以她总是让人感觉如沐春风。但是另一方面张充和太厉害了。她的眼光，对艺术的挑剔，对人，一眼能把你看透。
《文化广场》：她的后人现在在做什么？
苏炜：她1949年去美国，她自己没有生养，是养子和养女，好像都不懂中文的，好像是混血的血统。她蛮现代的，三十五六岁才结婚，在那个年代，就已经被认为不宜生育了，所以她就没有打算要孩子。她跟她先生傅汉思相处得非常好，琴瑟和谐，傅汉思是个德裔美国人，犹太人。
“但借清阴一霎凉”
《文化广场》：你觉得写张充和的意义在哪里？
苏炜：如果说，20世纪所谓的大历史、大史诗是“有”，张充和这么一个人，就是“无”；如果说大历史是一幅中国历史画卷上的真山真水的话，张充和就是真山真水之间的留白。20世纪各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各种政治人物、名人、达人的言论、行止也好，阴谋诡计也好，是中国历史的有用的“用”，张充和这么一个人物就是无用之用的“无”。
她这是这么云淡风轻的一个人，借张充和的话说就是“但借清阴一霎凉”。张充和的意义就是这个喧嚣、纸醉金迷、纷纷扰扰、追逐欲望和名利的世界里，那一霎清阴；如果放在大时代洪流里边，她就是一丝真歌弦管。
传统文化最美好的余韵
《文化广场》：这些年很多人在写海外的民国名人，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苏炜：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就引出了一个话题，所谓的“民国风”。你当然可以说张充和是最有民国范的人，但是我觉得用“民国风”这个词太狭小了，我宁可用传统文人文化这个概念，还不光是一种民国的风采，还包括传统文人文化的风采。当然民国风这个话题的提出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丢失了很多从前时代的优雅的、丰富的、人性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最美好的余韵都落在了张充和身上，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风华再现，我希望这种方式风华在未来年轻人身上得到传承，传统文化不要在我们这代出现断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