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时任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的何振梁在陈述会上动情地讲述了自己毕生对奥林匹克理想的追求和中国人民对奥运会的期盼，他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委员们。新华社发
“阴差阳错”体育路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体育事业的何振梁，最初对于组织安排他到国家体委工作，“很不情愿”。多年之后，何振梁用“阴差阳错”来形容自己走上体育之路的原因。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何振梁出生于江苏无锡。抗战期间，他随家人到了上海，就读于在法租界比较有名的中法学校。１９５０年，２１岁的何振梁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毕业。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由于大量外事活动需要翻译，共青团中央到上海选调外语干部，何振梁被相中。就这样，他从上海到了北京。
１９５２年７月的一天，何振梁临时接到出国通知，要他作为翻译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在此之前，他还不知“奥林匹克”为何物。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三年，由于国际奥委会内部反华势力阻挠，一部分委员拒绝邀请中国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经过艰难斗争，直到奥运会开幕式当天下午，中国才收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根据周恩来总理“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的指示，一个由团中央书记荣高棠担任团长的４０人体育代表团，连夜赶往芬兰。由于时间仓促，大部分运动员都未赶上比赛，只有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参加了１００米仰泳预赛，可惜遭到淘汰。
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也是何振梁个人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在运动场上参加新中国国旗的升旗仪式；第一次看美、苏两个阵营的篮球决赛；第一次在工作中交替使用他当时精通的法语、不熟练的俄语和英语给人做翻译。当时的何振梁未曾料想，此次芬兰之行竟成为后来他一生结缘体育事业的开始。
１９５５年，何振梁被当时主持体育工作的贺龙副总理亲自“点将”从二机部调入国家体委。这个消息让何振梁十分沮丧：“当时我有一个很狭隘的观念：只有在工农生产的第一线才是为国家实实在在作贡献。尽管我不在生产第一线，但至少也是在工业部门。让我到一个只有蹦啊跳啊的部门，我的确不太愿意。那时我刚入党不久，讲服从组织命令，我不得不勉强地来到国家体委。”就这样，何振梁与体育结下不解之缘。
鞠躬尽瘁为申奥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３日晚，莫斯科世界贸易中心，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获得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举办权后，新闻中心的大屏幕上久久定格在一个动人的场面上：何振梁眼含热泪，与排着队上前祝贺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逐个握手、拥抱，当来自中华台北的委员吴经国含着泪水走过来与何振梁拥抱，并说“中国人最高兴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时，何振梁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年逾七旬的何振梁想的是：“北京拿到了奥运会举办权，我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
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何振梁身心付出巨大，为申奥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何振梁自从１９８１年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以后，一直在为北京申办奥运这个目标积聚力量，积累经验。他经历了多次表决确定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地点的全过程，利用一切机会收集各个申办城市的文字资料，了解和观察各个申办城市拉票的做法，以及投票过程中各种势力、派别错综复杂的关系。
何振梁心里清楚，申奥成功的关键是争取委员的支持，“这是个日积月累的工程，不是临到申办时才想到、才动手就能成功的事。”为北京申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何振梁曾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飞遍五大洲，遍访拥有投票权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飞行总里程超过６０万公里，可以绕行地球十多圈。有一次，机场的工作人员都诧异地问：“你不是昨天才回国的吗，怎么今天又出国了？”
然而，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３日，蒙特卡洛，两票之差使北京第一次与奥运会失之交臂。许多人至今仍记得那个令人酸楚的场面：当萨马兰奇宣布２０００年奥运会举办城市是悉尼而不是北京时，何振梁虽然心痛无比，但他没有流泪，第一个走上前与澳大利亚委员高斯帕握手祝贺。“面对的是全世界的镜头，我对自己说，你可不能表现出任何失落的样子，败要败得光明磊落，不要丧失我们的志气”。
时隔５年，北京再次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承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消息传出，已经从国家体委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何振梁主动请缨，以７０岁的高龄成为北京奥申委的顾问。
何振梁说：“申办奥运是我能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我一定会尽全力的。”送交国际奥委会的重要文件、２０多万字的《申办报告》，他是英、法文审定者之一，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为了让外国朋友更多地了解北京和中国，他拖着年迈之躯奔波于世界各地。何振梁退休后一直身体不好，但申奥前夕忙得连看病的时间也挤不出来。自称“北京奥申委最年长的志愿者”的他说：“我对自己说，小车不倒只管推。”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３日下午，作为北京申奥代表团最后一位陈述人，何振梁的发言感人肺腑：“不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如果你们把举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荣誉能够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七年后的北京，将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投票结束后，很多委员过来告诉他：“振梁，你的话直接打动了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你的话是发自内心的。”
奥林匹克运动的守护者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德国人巴赫在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后首次访问中国，尽管他在北京逗留时间不足４８小时，但仍挤出时间到医院专程探望何振梁。“他俩的友谊、交情、理想志同道合，让每个人都真心佩服！”长期担任何振梁助手的王奇介绍说，从上世纪８０年代起，每逢１２月２９日，巴赫与何振梁都会互赠生日礼物，这成为两人间一个温馨的习惯。
不止是巴赫，何振梁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孜孜追求和正直的人品，为他在整个国际奥林匹克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他曾三次以全票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执委直到副主席便是明证。不少委员对何振梁的评价是，人品端正、处事公道，没有那么多的官僚之气，但同时是个有见地、不随声附和而有能力的人。
１９９９年初，美国盐湖城申办贿赂丑闻被曝光，引发了国际奥委会历史上最严峻的信任危机。希腊委员尼古拉乌面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你们指责这个委员那个委员，为什么不报道像中国的何振梁那样的委员呢？”说这话，是有充分根据的，何振梁访问希腊时，希腊要为他报销飞机票，他说：“我是顺路来的，机票已经由国际奥委会支付了。”何振梁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和声誉，也维护了奥林匹克和中国的尊严和声誉。
何振梁曾说，奥林匹克运动绝不是要培养“竞赛机器”，而是通过体育这一载体，通过尊重规则，培养真正有高度公民意识的社会成员。因此，当北京申奥成功后，北京体育大学邀请他担任客座教授，何振梁欣然接受。我国女子羽毛球前世界冠军李玲蔚就是他的博士生之一。何振梁谦虚地说，自己的学术和理论都还不到博导的水平，只是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解决学生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在他的指导帮助下，李玲蔚、邓亚萍等运动员退役之后依然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光发热。
２００９年６月，国际奥委会在总部前面的大草坪上搞了一个盛大晚会，饯别何振梁。罗格在纪念册上的留言是“谨以此画册，向我十分尊重的同事和朋友振梁为国际奥委会和他的国家所完成的重要业绩，表示敬意和感谢”；萨马兰奇则称何振梁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始终不渝地以你的激情和经验，为你的国家和奥林匹克运动服务”。这无疑是对何振梁最中肯、最真诚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