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着实引发不小关注。王小帅执导的影片《地久天长》获得大丰收，男女主角的扮演者王景春和咏梅双双摘得银熊大奖，中国电影又一次在国际影坛迎来高光时刻。

　　被戏言“戏火人不红”的王景春在片中饰演工人刘耀军，于观众而言，这位中年演员的相貌比名字更熟悉：《都市男女》中，他是“妻管严”小男人蒋文彬；《警察日记》中，他是鞠躬尽瘁的公安局长郝万忠；《白日焰火》中，他是古怪阴柔的干洗店老板荣荣；《影》中，他又成了心机深沉的沛国大臣鲁严；《盗墓笔记》中，他是圆滑精明的土夫子吴三省……

　　无论是正派角色，还是边缘人物，他都扮得惟妙惟肖，丝毫不带任何生硬的表演痕迹。在他看来，每个好演员都应该是生活的搬运工，戏不是演出来的，而是融进去的。不得不说，演技和勤奋一直是他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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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重30斤 奔跑5天

　　严格说来，王景春从未饰演过侠客或是浪子，可他的身上却充溢着浓厚的江湖气息：随性洒脱，豪爽粗犷，重情重义。他直言不讳，常常否认外界赋予自身的传奇细节，即使谈起《地久天长》这部耀眼之作时，也不例外。

　　“我一开始接这部戏，就是出于哥们儿义气。”王景春坦言，网络上说得有鼻子有眼的“看了剧本，拍案叫好”的情节与事实相去甚远：当初王小帅来了个电话，喊王景春出演男主角，他连剧本都没看就应允了，“让我来，我就来呗。”直到与戏中角色刘耀军相逢后，王景春才发现，这部写实电影相当难得，“你想，从20多岁演到快60岁，历经青年、中年、老年，多棒。”王景春跃入了一个男人30年的命运湍流中。

　　演员王景春一脸憨厚相，基本符合工人刘耀军的设定，无须过多修饰。但体型却是个大问题：王景春身高大约177厘米，体重84公斤，算不得胖却也壮实，而刘耀军生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年代男女普遍偏瘦。王景春的体格明显出戏。“中年人，减肥不容易啊。”他拍拍肚子，“前两周，不吃饭，只喝点代餐粉，加上跑步，不断心理暗示‘要瘦要瘦’，体重降下来了，身体却扛不住了，后来只能吃白水煮的菜和肉。”这对一个爱吃、会吃，做得一手香喷喷新疆抓饭的食客来说，无异于是折磨。在遭受一个月味觉上的酷刑后，王景春体重足足掉了30斤。

　　王景春和刘耀军渐渐重合成了类似的轮廓，新问题随之而来。刘耀军有两场奔跑戏，一次抱着溺水的儿子刘星，一次抱着自杀的妻子丽云。刘星的扮演者是个孩子，抱着他跑不算费劲。丽云的扮演者咏梅身高将近170厘米，要抱起她可不算轻松，更甭说要步速迅猛，穿堂过街。

　　一场戏，足足耗了5天。“送医院的戏变换了多次场景，要从家里出去，还要穿行小镇，经过石头台阶，最后要绕过长长的拐角到急救室，因为是夜间的戏，焦点、光线都有讲究。”他回忆，最后一天拍到夜里1点多，以为能过了，结果摄影师认为焦点太远，重来一遍。“我好惨呐！”王景春发出了一声半开玩笑的“哀嚎”。戏中，刘耀军咬着牙抱起妻子一路狂奔，终于得到了完美的影像，王景春的手臂肌肉却拉伤了。

　　王景春复刻了刘耀军的诸多活动，后者有好几场酒戏，三盅“草原白”是这个伤心人前期下班放松、后期买醉浇愁的方式。剧组里的王景春也做了回好酒之徒——三盅“草原白”，一天不落。他不仅自己摸索着人物的状态，还传帮带着年轻演员。王源在剧中成了他的养子刘星，和养父的关系火花四溅。王源进组时，王景春设计了一场“下马威”，对于王源的问候置之不理，还貌似轻蔑地瞥了他一眼。为了调动起王源的情绪，王景春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开机后，他直接撞入了刘耀军的灵魂，一把抓起不服管教的孩子，横眉立目。遭遇故意冷淡的王源瞬间找到了青春期叛逆少年的感觉。女主演咏梅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开拍第一场戏前，王景春让她看看，自己的扣子扣没扣好。这是一个最自然平常的中国式夫妻互动，咏梅放下了之前所有的疑虑，她形容王景春“像一个生活在一起很多年的丈夫。”

　　王景春捧起银熊奖杯，在致辞中说道：“我想尤其感谢王小帅和刘璇让我来演这部电影，拍出一部这么好的艺术电影，让我生活在刘耀军的世界里。”

　　刘耀军借由王景春获得了不朽的影像生命，他的苦难、隐忍与慈悲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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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扒开一条岔路

　　今年，王景春两次成为话题焦点，一是柏林获奖，受封影帝；二是在个人微博晒出五级焊工证，自封“被演艺事业耽误的电焊工”。

　　这张中级技术等级证书里有张颇具年代感的黑白照，照片里的王景春眉目青涩，发证日期是1992年。掐指一算，当时他才19岁。化工技校毕业后，王景春揣上了实用的焊工证，五级焊工在同学里也是级别最高的，在千差万别的身份下，王景春都显示了同样的品质——心灵手巧、认真勤勉。影片《地久天长》中，刘耀军半辈子靠电焊谋生，每场“焊活儿”，王景春都是真人上阵，游刃有余。

　　王景春从小喜欢排节目，但在那个年纪，还一板一眼踩着世俗的步伐。在一次演出中，他被新疆百货大厦的领导看中留下，先是搞宣传，后来又卖起童鞋。一月赚上八百块，在那个时代，算得上丰厚。王景春的此世光阴仿佛就将围绕着三尺柜台缓慢铺排，平静、安稳，如同家乡阿勒泰市的十几万人一样。挥舞着信心，磨亮了实力，王景春在望得到头的小日子里扒开了一条表演的岔路。1995年，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然后，走到东京，奔向柏林。

　　成年之后，重看《丑小鸭》，很容易发现，丑小鸭之所以变成天鹅，不仅因为它足够努力，更因为它本来就是天鹅雏鸟。售货员王景春也经历了类似的“雏鸟时刻”，一个叫朗辰的人告诉他，“你应该去上海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你具备这个素质。”后来，王景春将这位大四岁的新疆同乡称为“领路人”。

　　朗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天山电影制片厂，有次帮着艺术团排演小品，王景春偶然在场，看到一时挑不出演员，在一旁笑了起来。朋友把王景春推了出去，“你行你上!”还在嘻嘻哈哈的王景春一脚把台上的“门”踹开了：老师，你家着火了！朗辰一下子注意到了这个不怯场的小伙子，觉得是块表演的璞玉。听过朗辰的建议，王景春动了心，“我不太懂，你教教我？”说是表演教学，老师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学生却学得一丝不苟，每天一下班，王景春就跑去朗辰家，看经典影片，做编戏练习，坚持了三年之久。当时跟着朗辰学习的有三个人，王景春的反应最快。

　　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车，王景春赶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考场，和招生简章一对，却发现超龄了。看到这个外地考生风尘仆仆的模样，老师破格给他报上了名。

　　笔试结束后是表演环节，考题叫“动物园”。“开始”的指令一出，学生们蜂拥至舞台中央，做出动物们的各种形态，王景春却掉过头，往堆满桌凳的排练场后面跑去。他想干什么？考官们谁也摸不着头脑。王景春爬啊爬，终于在最高处停下了，双腿蹲下，静止不动，目光坚定。他模仿的，是边陲城市阿勒泰常见的老鹰。即兴的发挥获得了专业人士的青睐。

　　从四季分明的新疆来到阴雨缠绵的上海，王景春逐渐适应了沪上的饮食、气候、口音，他近乎贪婪地吸吮着科班的营养，年年都能拿上奖学金。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糜曾回忆王景春的校园表现，“那时，他在班上是一个戏痴，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戏，在生活中没事就找同学聊天谈戏，找老师研究，还能够举一反三。我跟他们说戏的时候，告诉他你要怎么样，他会说‘你别说，让我想一想，实在不行，明天我告诉你’。自己动脑筋，这样才学得快。他对表演的执着，对这个事业的执着，是他的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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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呼一吸展现极致演技

　　从任何审美标准来看，王景春的相貌都不出众：小眼睛、八字眉，肤色偏黑，扎进任何一个路人堆，瞬间淹没。在盛产英俊小生的演艺圈，显然不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行列，即使在柏林电影节的热潮席卷过后，“王景春”三个字还无法振聋发聩。可是，在任何不算影视剧绝缘体的观众那里，王景春的照片都能引发反响，“我见过，演过那个谁，那个谁……”有人说，王景春拥有神秘的“半透明体质”，还有人总结，这叫“戏比人红”。

　　《武林外传》中的“吕秀才”喻恩泰写了一篇《王景春 庐山人民喊你回家吃饭》，讲述了一则带有预言色彩的山间往事：2009年，老同学王景春在湖畔许了一个“拿影帝”的心愿，后来，他先拿下了东京影帝，又摘得了柏林影帝。王景春说，许愿确有其事，但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纯属虚构，他的愿望没那么气势磅礴，就是平平淡淡的四个字——好好演戏。

　　2003年，王景春拍摄了《巴士警探》。2004年，他开始十年“北漂”。通常来说，面对所有到访者，王景春都是体贴的，几乎有问必答，但每当记者试图从他嘴里掏出那十年的窘迫时，王景春就会闭口不言。“我不想谈，现在提不就是卖惨么。这就是生活，演员的必经之路。”王景春摆摆手。习惯了银幕上的起承转合，他明白，有许多人伸长了脖子期待现实的戏剧性，想要书写或者观看一位影帝波澜起伏的英雄叙事。王景春始终将自己定位为演员，而不是艺人，他对刻意的营销不感兴趣。

　　他很愿意谈谈戏，却拒绝为自己扮演过的大小角色分配交椅。王景春说：“不用比较，每个角色都深刻。”他基本不挑角色，没出名前，“有活儿找就不错了”；即使现在出名了，只要朋友们需要，时间允许，不管主角配角，戏份多少，他都不推。2008年，王景春在《不许抢劫》里扮演了一位农民工，从第一天到关机，二十多天，他坚持不洗澡、不刷牙，跑到工地体验生活，什么拉钢条、浇水泥、搭架子，多重的体力活都干过，滚出一身土气息、泥滋味。

　　王景春多次饰演警察，几乎涵盖了所有警种。演反扒大队长时，他亲自抓过贼；演刑侦片时，出了案发现场。至于什么审问、笔录，他一一亲历，说得头头是道。拍《警察日记》时，里面有个场景，公安局长现场调解，承诺为农民工追讨欠薪。电影里的农民工来自劳务市场，剧组把他们拉来，堵在了高速公路上。

　　为了保持原生态的生活感，摄影机架在隐蔽处，没告诉这些群众演员，偷偷开始拍摄。有人在农民工前说，“你们等一下，我们去把局长找来。”饰演公安局长郝万忠的王景春从车上下来，张口就问：“怎么回事啊？你们这什么情况？谁欠你们钱了？”王景春拿出烟来分发，和他们拉话，农民工把他当成了当地的公安局长，七嘴八舌地念叨：我是哪里人，什么公司欠了我多少钱……群众演员说的不是写好的戏词，是拿不到工钱的切身辛酸。他们觉得，这个模样严肃、声音沉稳的中年男人是个大领导，做得了主，办得了事。王景春骗过了几十双眼睛。2013年，第2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王景春凭借《警察日记》，获得最佳男演员奖项。

　　日本演员寺岛忍代表评委会宣读了颁奖理由：所谓演技的极致，是通过银幕上人物的一呼一吸来实现的。而对于跨越了人生几个阶段的表现，更是难上加难。在展现角色的缺点、强项和同情心的同时，再能够把这个人的人格树立起来的话，就是真正优秀的演技了！

　　《白日焰火》中，王景春的名字列于演职员表的不起眼处，他饰演的干洗店老板荣荣，是个猥琐的小人物，镜头少，台词不多，王景春却一点儿也没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戏里有个场景，他要缝一件皮夹克，不大动针线的王景春一想，一个开干洗店的，肯定做惯了缝补。于是，王景春拜岳母为师，学了一个月的针线活。戏一开拍，飞针走线，娴熟精细，“震”了现场所有工作人员。“想当个好演员，就要做生活的搬运工。”王景春认为，戏要成功，必须“下生活”，把角色放在身份的坐标里，细细琢磨，增补台词、动作，最大限度去描摹日常。

　　“有人说过我是‘警察专业户’，其实我演的不是某个职业，而是这个职业身份下的一个人，要了解这个人什么脾气，有什么特征，在各种情境下会如何反应，要真听、真看、真感受，为角色搭建骨架、添上血肉。”王景春跃跃欲试于新的人物类型，他还没有在任何现代剧中饰演过纯粹意义的反派。“如果有来找我的，我当然愿意演，但没人给我啊，可能都觉得我长得太老实了吧！”王景春嘿嘿一笑，眼神调皮了起来。

　　他说，自己曾有三个遗憾，一是没演过古装戏，张艺谋导演的《影》补全了经历；二是没在横店工作过，拍了《建军大业》，也可以划去了；第三是没有拍过抗日剧，这条仍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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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艺术电影培植土壤

　　演员之外，王景春还有另一重身份——上海市政协委员。他关注着影视市场，尤其是艺术电影的未来发展。

　　在被问及对目前艺术电影生存现状的评价时，王景春蹙紧了眉头，“特别不好。”在相对轻松愉快的访谈中，他第一次显露出了焦急、忧虑和不加掩饰的无奈。“我们拥有110多年的电影历史和文化，我们的电影不应该被如此大量的商业电影占据吧？”

　　王景春认为，票房不能作为评价艺术电影成就的标准，艺术片的受众并不少，观众热爱现实主义题材，有时其实是“想看却无处可看”。以《地久天长》为例，上座率曾达13%，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说明存在旺盛的观影需求，但因为片长三小时，所谓“一部片会占两部片的时间”，很多电影院给出的排片量并不高，影迷想看却难以找到合适的时段——一天排片三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十时最后一场，待放映完都凌晨一时了，上班族很难有精力熬到如此之晚。

　　艺术片《推拿》上映时排片只有3%，而《闯入者》《念念》更低至1%左右。

　　2015年，王景春和廖凡合作成立了“春凡艺术电影中心”，致力推动艺术电影的传播。“我不想发牢骚，只想做点实事，弄个平台，给艺术片一点空间。”“春凡”目前主要做影展，通过集中放映经典影片，为艺术电影培育观众土壤。“春凡”在2018年10月策划了张艺谋大师展，《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归来》等不同时期的佳作接连放映，尽管都是老片，却场场爆满，甚至有人站在过道看完全片。王景春说，他们正在筹备今年的活动，计划放映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和国外一些优秀影片。下一步，“春凡”将着手青年导演的孵化。

　　“电影拍出来，最重要的是能被看到。”王景春说，“我和廖凡作为演员，有些圈里的资源，希望能利用起来。我们想在电影放映后搞见面会，让新晋导演谈谈创作方法，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他认为，面对面的交流甚至比电影放映更重要。对于电影业的各种趋势，他也极为关注。“潮流已经无可避免，以前大众最喜欢去电影院或在大屏幕看电影，现在手机等移动终端占据了绝对优势，观影习惯改了，影视从业者也不该故步自封。”

　　如今，不少大片制作公司也开始放下身段投资网剧，曾经粗制滥造的网剧正走上严谨、精良的路子。他说，一旦遇上合适的网剧，他不排斥做些新尝试。（崔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