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求，鲁国人，比孔子小29岁，以擅长政事列于孔门“十哲”。
有一次，孔子让几个弟子谈志向。子路说他可以治理“千乘之国”。冉求低调一点，说只想治理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治理三年能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的日子；不过礼乐教化方面，自己还不行，得依靠贤德君子。夫子认可冉求有这样的才能，曾对人说，“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冉求可以去当总管。还说，以冉求的才艺，从政是绰绰有余。
夫子对冉求政事才能的赞赏，从他回答子路关于“成人”的一段话中，尤其昭然可见：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夫子这里举了四个人，前三位都是鲁国的前贤，他们分别有超出常人的智慧、道德(清心寡欲)和勇敢，只有冉求是当时活着的后辈；把他和三位前贤并列，可见夫子对冉求的“艺”(才能)是何等抬举。夫子说，有这四个人卓异的优点，再加上礼乐的修养陶冶，就称得上是“成人”(即完人)了。
尽管对冉求的才能如此肯定和赞赏，但夫子却又认为，冉求只是“具臣”而已——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与季氏同族的季子然问孔子，仲由(子路)和冉求是否称得上是大臣？夫子说，所谓大臣，就是要用道义事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不干；如今的仲由和冉求，可以说是具臣(即办事干练的臣子)吧。很显然，在夫子看来，“以道事君”是杆标尺，达不到它的，哪怕再有才能也称不上大臣。这里且不论子路，单说冉求，他有哪些表现，让夫子觉得他没做到“以道事君”呢？从《论语》记录来看，有如下几件：
一件是，季氏(指季康子，以下同此)祭泰山，孔子知道后，责问时为季氏宰(季氏的行政总管)的冉求：“你难道不能阻止么？”冉求说“不能”。夫子很生气。当时只有周天子和诸侯才有祭大山的资格，季氏作为卿大夫去祭泰山，分明就是“僭礼”；而身为季氏宰的冉求不加劝阻，这在夫子看来，也是有违礼制和道义的失职行为。
再一件是，季氏准备攻伐邻近小国颛臾，冉求和子路去告知夫子，夫子听说后便责备冉求，认为他作为季氏宰难辞其咎。冉求分辩说，他和子路本来也不赞成这件事，可颛臾近邻季氏封邑，为防后患而攻取它似乎也有其道理。夫子听后更生气，指责冉求为贪得无厌找借口，又说了一通“谋动干戈于邦内”将招致祸害的道理。后来，季氏放弃了攻颛臾的图谋，这可能跟冉求转达了孔子的反对意见不无关系。
还有一件是，季氏“用田赋”，冉求也没有劝谏、阻止。《论语》中有一则：“冉求曰：''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汝)画。''”很可能指的就是这件事。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夫子的道义，可是(要劝阻季氏)我的力量不够。夫子说，力量不够的，是半途而废，而你现在却是止步不前(意指冉求根本没有对季氏进行劝谏)。 对季氏“用田赋”，孔子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按先王之制，“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国语·鲁语》)，即有战事时才征收赋税，无战事则免征；而“用田赋”实行常年征收，这不仅是违制，而且还会增加民众的负担。所以，孔子对冉求未尽劝阻之责很不满。然而，据《左传》记述，季氏在推行“田赋”之前，曾委派冉求征询夫子的意见，孔子答以“丘不识也”(我孔丘不懂这种事)，求询三次都是这样；季氏心里很不痛快，让冉求传话给孔子：您是国老，期待您的高见好办事，为何不明白地说个话呢？孔子还是没搭理。但他在私底下对冉求说，君子要按礼制行事，事情应做得适当，赋敛须尽量微薄，若是贪婪无厌，就是推行田赋，也会觉得不够的。还说，季氏既要恣意行事，为何还来问我呢？……孔子的这番话，冉求传给季氏，但季氏听不进去。没过多久，鲁国便实施了“田赋”制，时为鲁哀公十二年，即公元前483年。
《论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此事很可能就发生在推行“田赋”之后。孔子或认定，冉求作为季氏宰，这也等于是他在帮助季氏聚敛增财，因此怒而宣称，冉求不是自己的门徒，还叫弟子们擂起鼓来，一起攻击他。古代战场上开战先要击鼓(所谓“一鼓作气”)，不过夫子这里说的“鸣鼓而攻之”，并不是要抡起拳头或棍棒，对冉求进行“触及皮肉”的教训。王充的《论衡》对此有解释：“攻者，责也，责让之也。”可见，“鸣鼓而攻之”，就是击鼓造声势，对冉求进行严厉斥责，这是文斗，有点像后来那种“现场批判会”。不知当时孔门的“小子”们，是否真的遵从师命，对年近半百的冉求“鸣鼓而攻之”——若有的话，想必会很好看——可惜《论语》又没有记录。不过，夫子没有因为说了“非吾徒也”，而真的开除冉求的名籍，这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不然的话，冉求怎么可能还列名于孔门“十哲”呢？
《论语》有一则记述，孔子曾将冉求和子路作对比：“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是说冉求生性退缩，因此要推他向前；子路胆子有两个人大，所以得拽他一下。倘若是这样的话，那么，冉求数次未对季氏进言劝谏，似乎跟他胆怯退缩的性格有关系了。然而，在《左传》中，却呈现出一个与此迥异的冉求——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春，齐国进犯鲁国，季氏问冉求怎么办，冉求说，你们三位(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中的两位率军抵御，一位留守在朝。结果叔孙氏和孟孙氏都不肯率兵出战。冉求于是又对季氏说，那就只能由您亲自率师，背城一战了；还说，叔孙、孟孙两家不愿出战也很自然，因为执政大权都在季氏手里，季氏既然身负国政，齐人攻打鲁国而不能作战，便是您的耻辱，这就不配跟诸侯并列了。听冉求这么一说，季氏觉得只能如此。于是，冉求受命率领左师，与齐军激战于郊外，在冉求的指挥下，鲁军作战勇猛，齐军仓皇溃逃，冉求再三请求追击，季氏想见好就收，没有允许。……事后，孔子听说冉求用长矛攻破齐军，也表示了赞赏。
从《左传》的记述来看，冉求显然不是那种怯懦退缩的人，在鲁国面临危难的时刻，他敢于对顶头上司季氏直言无忌，甚至说出有“冒犯”意味的话(如“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诸侯矣。”)。而一旦身临战场，英勇善战不逊于子路，也没有临阵退缩的表现。如此看来，按照孔子所谓“道”的期望，冉求或有所不足；但在事关国家安危，身当“执干戈以卫社稷”时，他是不畏怯，不退缩，敢进言，敢担当的——这时候，他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勇者。(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