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掖平: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里程碑

2014-07-01 14:26:00 来源: 齐鲁晚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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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文艺讲堂是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主办,省图书馆、省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承办的大型系列公益讲座。6月7日,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掖平做客大众文艺讲堂,与大家一起分享“莫言小说赏析”。

  神奇迷人的《红高粱家族》 

  莫言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不仅是莫言最具代表性、象征性的作品,而且是莫言最优秀最出彩的作品,堪称当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史诗精品。

  从故事层面上看,“红高粱家族”讲述的是“我”的祖先在抗战时期上演的一幕幕敢活敢死敢爱敢恨的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舞剧——“我”的爷爷、奶奶、父亲、姑姑等先辈们,在赢得一次次抗击残暴的日本侵略者的胜利的同时,也收获了让我们这些子孙后代愧叹不如的传奇爱情。

  从审美层面上看,在这个极为独特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里,超出中国传统文化冲淡、平和、雅静、悠远等审美常规的异质之美,以排山倒海之势覆盖了一切——这里的土地是燃烧着愤火的狂暴的海洋,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博战,都呈现出惊心动魄的残酷和原始性的野蛮,生存在这方水土中的人们,大都敞开着一种自由放纵的原朴生命形态、挥洒着火山暴突一泻千里的激情,甚至连这里的自然景物,也都散溢出一种浑莽粗犷的野性气息……正是这种充盈的生命元气和强力,构成了莫言“红高粱家族”小说生命意识的个性表现形态,引领我们以整个身心去一次次欣然呼应这个世界中灿烂喧闹着的一切生命律动,进而去激情拥抱这一段段布满创作主体奇思狂想的“历史真实”,去把握和领悟莫言由此种历史感悟所标示出的一种文化的审美的深刻独特性。

新历史主义之作《檀香刑》 

  这既是一部汪洋恣肆、激情迸射的新历史主义之作,又是一部借刑场为舞台、以施刑为高潮的现代寓言体戏剧。它充分展示了作者内心深处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独创性,张扬了作者长期所崇尚的那种生命内在的强悍美、悲壮美。

  这部小说累计叙述了六次行刑过程,演绎了“斩首”“腰斩”“阎王闩”“凌迟五百刀”和“檀香刑”五种不同的刑术。每种刑术,都以追求残忍的极致境界为目标,都是为了在实施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体现受刑者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就像女人的裹脚是中国传统男权变异后的产物一样,这些酷刑的发明与创造,同样也是封建权力阶层变态后的自然产物。它以肉体作为政治权力的演练对象,试图验证皇权的无限性,实质上却暴露了这种极权的变异本质。它的特点是回避或者拖延刑术的真正目的,有效地阻止犯人的迅速死亡,由摧残犯人的肉体上升到摧残犯人的精神意志,以人犯在走向死亡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各非理性的、残忍而乖张的状态作为目的,使刑术从法律意义演变为“看戏”的意义。莫言对这些刑术的刻画与描述,实质上是借助反讽手段,对清朝政府疯狂的非人道、残忍性的专制权力和病态的历史文明进行全面质疑与否定。

  《檀香刑》在某种意义上是写生与死的极端情境,它对死亡、酷刑、虐杀、屠戮的极致化呈露,无疑增加或丰富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复杂性。然而写着写着,作者似乎陷入了对“杀人艺术”的赏玩之中,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万剐的酷刑天地中,在施虐与受虐的快感中无法自拔,情不自禁地为暴力的登峰造极而喝彩。刽子手的戾气和酷刑的血气肆无忌惮地流淌在字里行间,读来每每令读者毛骨悚然,这反而削弱了作品反讽与批判的深度。

  中国式的荒诞与魔幻小说《生死疲劳》 

  这是莫言的又一部重要长篇,主题宏大深邃,有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表现形式奇特而智慧,在美学上达到的高度令人赞叹。小说面对的是建国以来50年中国农村的政治运动、历史变迁和农民的命运起伏,跨度大,评价难,若用常规写法几乎无法处理。但莫言出奇制胜,借用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让主人公西门闹,作为一个心地善良、为人厚道的“地主”被枪毙后,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蓝千岁,穿行于阴间与阳世,见证了世道人心和社会变化。

  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对中国的乡土社会投射了多向度的思索,既反思了历史意志对个人意愿的强制性剥夺,又还原了个人信念对历史秩序的顽强抵抗,同时还表现了土地与农民之间那种割之不去又守之不甘的情感纠结。从艺术上看,这部小说是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飞落天外的想象力引领着光怪陆离的变形、夸张、荒诞等感觉碎片描写随处飘扬,创造力的发挥、象征性的场景、诗性的段落、精致的技巧,均达到了一种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极致境界,撑起了这座吊诡奇幻而又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

  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蛙》 

  这部小说从时代隐秘的黑色瞳孔里抓涉到沉沉黑夜的悠长叹息,以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串联起中国特殊生育制度与民间道德伦理近一个甲子的博弈,讲述了一幕幕生命与生殖互谬相长的荒诞悲剧,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不仅建构了一个之于特定时代的隐喻,也完成了一次人性的自审和生命的救赎。

  小说在艺术层面承续着莫言一以贯之的探索创新。从作品反映的对象来看,它应属于现实主义题材,但其表现方式却是充分或者说彻底意象化的。且不说以“蛙”命名的作品题目本身就是一个象征能指(蛙是象征胎儿、生育的小说主体意象),就看书中其他人物也大都具有隐喻意义,如袁腮、王肝、郝大手、肖下唇、陈鼻等村里人都是直接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的(是生育的一种隐喻),甚至连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情节的铺展推进也处处渗透着隐喻意味,折射出神秘、虚幻的色彩。

  从艺术角度来看,小说进行了将书信、元小说叙事和话剧杂糅一体的形式创新,以一种跨文体的新异表意策略,丰富了文本中叙述者的声音。而书信的隐秘、朴素、自由与戏剧的开放、先锋、规整的对比糅杂,又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参照,有效强化了文本叙述的弹性与张力,丰富了小说超文本、跨文本言说方式的可能。

  作为中国先锋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莫言是一个具有魔幻诡奇的艺术才情和飞落天外的艺术想象力,以及永不倦怠的先锋探索艺术精神和恢弘雄厚的艺术势力的优秀作家。他的作品既暴躁凌厉又沉厚绵软,既远兜远转旁敲侧击又开门见山鞭辟入里,将许多本不协调的审美元素奇妙地杂糅一体且浑然天成,使人读得忘乎所以若醉若迷。且让我们期待他更多优秀小说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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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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